为了向台湾主子邀功请赏 薛伟上网出风头 不惜出卖国内民运人士 泄露密函害人

台湾间谍薛伟(左)竭力争夺对民运的控制权 是海外民运内斗不绝的祸根之一


薛伟为了向台湾主子表明,他对于大陆民运人士一直有密切的联系和控制能力,竟然在“海纳百川”网站上擅自公布北京民运人士徐永海私下发给他的秘密电子邮件,置徐于危险境地不顾。


作者: 王元泰
《北京之春》薛伟:您好,我是徐永海
2007-06-04 11:25:45 [点击:67]

《北京之春》薛伟:

您好,我是徐永海,出来已经十多天来,由于身体原因,见的朋友不多。两年多了,对大家很是想念。出来了要吃饭,要养家,没有在外边打工的经验,只好临时补习,求教。如何求教,向谁求教?只能先从朋友开始。这种事还是单独求教的好,如何单独地向朋友求教,想到了电子邮件。还巧,我的xuyonghai@hotmail.com还能用,但是2年了,很多朋友的地址变了。如有可能,望发来一些你知道的一些朋友的电邮地址,一切先由此开始。多谢,先使我有个好开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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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宪改正名
为了自己出风头,不惜出卖国内人.
2007-06-04 20:23:39 [点击:22]

国内人与你们台湾情报机关联络,后果会如何,你该清楚。

王元泰(Wang,Yuan Tai)这名字也是假的,根本无法查证 ---- 薛伟露出了马脚 强奸犯就是强奸犯!

在哪所中学当“俄语教师”? (校名及地址)
在四川哪个县市或乡村? (地名及地址)
“留学来美”是进了哪所学校? (校名及地址)
为何把坐牢十年的说法又回避了? (判决书及哪个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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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泰(Wang,Yuan Tai),笔名薛伟(Xue, Wei),四川人,中学俄语教员。1980年留学来美。1982年起负责《中国之春》发行工作。1983年当选“中国民联”总部委员,并任《探索》杂志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85年创立“中国大陆政治避难者协会”,任会长。同年当选为“中国民联”监察委员会主任,并连任3届。直至1991年,任“中国民联”总部办公室主任兼《中国之春》经理和编辑委员。1993年,《北京之春》在纽约复刊,任编委兼经理。1999年任国际汉藏协会发言人。2004年出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
http://www.haichuan.net/XHC/show.php?bbs=11&post=703304

四川强奸犯向达赖喇嘛提议:西藏独立“建国”

达赖(左)当面拒绝了台湾间谍薛伟(右)、陈破空(中)所提出的关于西藏独立“建国”的主张

台湾间谍怂恿达赖建立“宗教国”遭拒绝

许佳霖 

据可靠消息,数名台湾间谍日前在美国纽约会见了达赖喇嘛,自称代表所有“海外民运人士”向达赖递交《建议书》,主张“西藏成为象梵蒂冈一般的宗教国家”。观察家认为,这是台湾当局力图将“民运”与“藏独”、“台独”合流的又一举措,值得各界关注。9月 27日(星期二)中午,达赖喇嘛在美国藏独机构“U.S.Sino-Tibet Study Group”的安排下,在纽约上东城的Mark Hotel,秘密约见“海外民运人士”薛伟、陈破空、倪育贤、吕京华、魏泉宝、何永馀等人。会谈进行了约半小时,随后达赖于当天下午搭机飞往印度。

在这次会晤过程中,台湾“军情局”情报员薛伟和陈破空自称代表所有“海外民运人士”,要求达赖向北京提出几项谈判条件:西藏应享有“司法终审权”和“外交自主权”,让西藏成为“象梵蒂冈一般的宗教国家”,并与台湾建交,互设大使馆。陈破空还将细节写成一份“不能公开”的《建议书》,递交给达赖喇嘛。

不过,达赖喇嘛似乎对台湾情报人员的提议没有多大的兴趣,他通过中文翻译蒋扬告诉他们:由于西藏资源极其贫乏,六百万藏胞必须与大陆民众共同生活,才会对西藏有利。他指出,魁北克原先一直闹独立,后来经过理性思考,发现还是留在加拿大的“羽翼下”更好;同样,现在主张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未必得到多数藏民的支持。达赖还表示,虽然他设在印度的“流亡政府”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自由政府”,但是,如果将来有朝一日重回西藏,这个“流亡政府”不会对西藏实行“持续的统治”,而必须将权力交给自治区的新政府。

海外民运界闻悉此事非常气愤,认为台湾当局指使一些情报人员来代表所有“海外民运人士”支持“藏独”、“台独”、“蒙独”、“疆独”,其结果往往引起华人同胞对海外民运的误解和敌意,使海外民运的声誉蒙受损毁,让民运人士被人骂作“汉奸”、“败类”、“小丑”。据知情者透露,《北京之春》经理薛伟(曾用名“王元泰”)其实是一名犯有强奸罪的刑事犯,曾在四川判刑十年,原本与民运毫无关系,当地民运人士都从未听说过此人。他是被台湾“军情局”安插到“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和《北京之春》等“民运组织”中,专门收集有关民运活动情报,并刺探民运人士的生活隐私的。薛伟经常嫖妓,热衷于造谣诽谤和内斗,私下里还大量贪污秘密经费,为其姘妇张着在香港购置房产。陈破空(曾用名“陈劲松”),是台湾“军情局”的“二王专案”成员之一。此人品性卑劣,奸诈阴毒,投机钻营无孔不入,满脑子男盗女娼,热衷于编写黄色故事,逼老婆卖淫,还四处诽谤民运人士。而另一名与会者倪育贤,则是台湾国民党“海工会”雇用的情报员,曾盗窃民运组织的“六四”募捐箱,偷偷在纽约长岛买下豪宅。此人不久前刚因强奸、猥亵两名华裔少女被纽约警方拘捕,交付五千美元押金获“取保候审”,下月将面临法院审判,如果罪名成立,刑期可达九年。


(《环球视野》摘自网文)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5734

“49人黑名单”要告诉我们什么?

薛伟(右)曾因强奸罪在四川服刑十年 出国后使用各种化名 伪造个人历史 多次申请政治庇护都被驳回 后通过加入“民联” 请王炳章写证明文件 才获得批准


一份可疑名单暴露了可疑人物


一九九五年二月,纽约《北京之春》杂志曾发表署名“小山”的文章《中共限制入境的黑名单》。文章称,“《北京之春》透过朋友获得了一份中共当局限制入境的‘黑名单’”,而这份“黑名单”的正式名称为“49名境外重点控制反动组织人员情况一览表”(简称“49人黑名单”)。此后,几乎每隔一年半月的,或者每逢海外民运爆发内斗之际,总有人不厌其烦地反复对外提起那份“49人黑名单”,并且不断在互联网上张贴和扩散,似乎是向外界暗示:唯有“黑名单”上所提到的那四十九人才是真正的“反共人士”,而其他的海外民运人士,有些可能也属于“反共人士”,而有些则可能“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份“49人黑名单”给那四十九人打了“政治保票”。

前些日子《北京之春》又刊登了一篇由陈奎德采访《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的谈话内容,题为《北京新出炉的二百七十三人黑名单问题》。两人在谈话中强调,“最近根据可靠消息的渠道,得知过去在海外广为流传的中共限制入境的黑名单从四十九人,已经扩展为二百七十三名”,“而这次二百七十三人黑名单,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到具体的姓名”。这就是说,目前海外民运中算得上真正的“反共人士”已经不止原来的那四十九人,但是具体指谁仍是不确定的,而唯有那四十九人是必信无疑的。

但是,有没有人认真想过,“49人黑名单”的散布者或炮制者,有没有可能其真正的用意恰恰是为了掩护和隐蔽其中一名、两名(或者更多)真正的中共特务吗?殊不知竭力为某些人打“政治保票”、贴“政治标签”的做法,往往失之于欲盖弥彰的败笔,反而露了马脚。暂且不论那“49人黑名单”中的“反共人士”有好几位已经回国多次,有的已定居国内,有的获当局重用而跃居要职(如朱嘉明等),只要我们看一看那四十九人中到底有哪些人曾经对于海外民运的发展、声誉和团结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就不难发现问题所在。

还有不容忽略的一点,既然《北京之春》声称那份“49人黑名单”是由中共政府机关所编列和下达的,那么,名单中的人就不应当使用化名,否则边境检查部门就根本无法执行。打个比方,倘若公安部将冯素英女士的化名“羊子”(海外民运一向如此称呼她)列入“限制入境”的文件,那么,她护照等证件上的姓名“冯素英”就会让检查人员对不上号,而漏网放行。然而,“49人黑名单”偏偏在“93.4.13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名单 公境外(1993)971号”条文所指的对象薛伟却是化名,而非真名实姓,这难道不可笑吗?如此明显的漏洞这么多来却一直被蒙混过关,海外民运还怎么能与中共国家机器进行斗争和较量呢?

要揪出长期潜伏在民运组织内部的中共特务,看来还真的要请一些查案高手出来把关。徐水良先生不久前撰文指出,目前海外民运暴露出一个令人痛心的问题是“台湾出钱,养中共特务”。甘心当特务的小人,大多唯利是图,见钱眼开,过去看见台湾有钱便拼命巴结,如今中共阔了,便又暗中卖身投靠,将台湾情报卖给大陆。这些年来,北京的国安部截获了那么多有关台湾情报机关与海外民运人士合作的绝密文件,到底是谁泄露的呢,至今成迷。还是侦察经验丰富的台湾国安局薛石民局长警觉性高,他并未被那份“49人黑名单”所迷惑,而就把疑点放在名单中被打了“政治保票”的薛伟身上,一眼看出了破绽。我们不要以为那些整天高喊“台独万岁”或“打倒中共”的人就一定是“反共人士”,因为在海外无论喊什么样的口号其实都伤不了中共一根毫毛。口号越激进,表演越过火,非但涨不了民运的声势,反而还会让民运毁了自己的招牌,失去了群众。


(摘自《北京之春》95年2月号 总第21期)
http://www।bjzc.org/bjs/bc/21/05.htm
[ 附 ] 《中共限制入境的黑名单》


中共限制入境的黑名单

小 山

严家其 陈一谘 万润南 苏晓康 吾尔开希 柴 玲 梁擎暾 封丛德 王超华 张志清 张伯笠 李 禄 岳 武 张 钢 远志明 王润生 陈宣良 郑 义 吕京花 王炳章 胡 平 徐邦泰 韩联潮 曹长青 刘永川 刘宾雁 韩东方 熊 焱 赵品潞 程 凯 方励之 李淑娴 于大海 伍 凡 倪育贤 姚月谦 汤光中 郭罗基 吴宏达 沈 彤 王若望 冯素英 刘 青 薛 伟 陈 军 杨建利 赵海青 朱嘉明 许家屯

中共不准一些民运人士入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倪育贤、韩东方等人曾以身试“法”,闯入国门,结果遭到中共驱逐。那么,都有哪些人属于不准入境者呢?最近,《北京之春》透过朋友获得了一份中共当局限制入境者的“黑名单”。这份“黑名单”的正式名称为“49名境外重点控制反动组织人员情况一览表”。名单的内容包括:“序号”、“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证件种类及号码”、“证件期限”、“是否通缉”、“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相片”(是否有)、“处理办法”。这里,我们将名单的主要内容作一介绍。

名单上的四十九人依照“处理办法”被分为三类。对“第一类人员”的“处理办法”是:“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如发现该人入境,立即拘留,进行审查,依法处理”。这类人共有十九名,全部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后的被通缉者。他们是(序号为名单上所有):1、严家其,2、陈一谘,3、万润南,4、苏晓康,5、吾尔开希,6、柴玲,7、梁擎暾,8、封丛德,9、王超华,10、张志清,11、张伯笠,12、李禄,13、岳武,14、张钢,15、远志明,16、王润生,17、陈宣良,18、郑义,19、吕京花。

以上十九人的“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除吕京花外均是:“91.8.20我局发密电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发电(91)1041号 无控期”。吕京花的则是:“93.8.14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881号 1998.8.14前不准入境”。

对“第二类人员”的“处理办法”是:“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如发现该人入境,阻止入境,令其立即返回”。这类人共有十一名,他们是:1、王炳章,2、胡平,3、徐邦泰,4、韩联潮,5、曹长青,6、刘永川,7、刘宾雁,8、韩东方,9、熊焱,10、赵品潞,11、程凯。

这十一人中,前七人的“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是:“91.8.20我局发密电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发电(91)1041号 无控期”。韩东方、熊焱、赵品潞是这十一人中仅有的三名“六四”后被通缉者,他们的“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是:“93.7.19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778号 1998.7.19前不准入境。程凯的“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是:“93.6.21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642号 1996.6.21前不准入境”。

对“第三类人员”的“处理办法”是:“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如发现该人入境,视情况处理”。这类人共有十九名:1、方励之,2、李淑娴,3、于大海,4、伍凡,5、倪育贤,6、姚月谦,7、汤光中,8、郭罗基,9、吴宏达,10、沈彤,11、王若望,12、冯素英,13、刘青,14、薛伟,15、陈军,16、杨建利,17、赵海青,18、朱嘉明,19、许家屯。

他们当中,只有方励之、李淑娴为“六四”后被通缉者。前五人的“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是:“91.8.20我局发密电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发电(91)1041号 无控期”。姚月谦的是:“93.9.2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926号 1998.12.31前不准入境”。汤光中的是:“93.10.11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1033号 1998.12.31前不准入境”。郭罗基的是:“93.8.13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879号 1998.12.31前不准入境”。吴宏达的是:“91.10.18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外(1991)873号 1996.12.31前不准入境”。沈彤的是:“92.11.12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2)1202号 1995.11.2前不准入境”。王若望、冯素英的是:“93.3.8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246号 1998.3.8前不准入境”。刘青的是:“93.7.19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778号 1998.7.19前不准入境”。薛伟的是:“93.4.13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外(1993)971号 1998.9.27前不准入境”。陈军的是:“93.9.2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926号 1998.12.31前不准入境”。杨建利、赵海青、朱嘉明、许家屯的“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是:“目前未在控”。

根据初步资料,以上四十九人中,有五人(万润南、封丛德、岳武、王润生、陈宣良)现居法国,二人(韩东方、程凯)在香港,一人(姚月谦)在日本,一人(张志清)下落不明。黑名单上的其余四十人均在美国,他们的居住地为:纽约十六人、加州八人(吾尔开希、梁擎暾、王超华、徐邦泰、刘永川、伍凡、吴宏达、许家屯)、普林斯顿四人(陈一谘、苏晓康、郑义、刘宾雁)、波士顿四人(柴玲、沈彤、杨建利、朱嘉明)、华盛顿三人(张伯笠、韩联潮、赵海青)、亚利桑那二人(方励之、李淑娴)、其他地区三人(远志明、熊焱、汤光中)。

黑名单上除“六四”后遭通缉者二十四人外,有中国民联骨干成员前后共十二人(王炳章、胡平、徐邦泰、于大海、伍凡、倪育贤、姚月谦、汤光中、王若望、冯素英、薛伟、陈军),民阵骨干成员二人(杨建利、朱嘉明)。这些民联、民阵成员中,有的目前在民联阵中担任职务。《北京之春》的八名编辑顾问中,除余英时教授一人外,均列名于黑名单上。

需要说明的是,被中共限制入境的人,远远不止以上这四十九名。比如,中共使领馆曾要求一些曾参与民运活动的留学生写悔过书,作为回国的条件。又比如,诗人北岛并不在这份名单上,但不久前他入境时同样遭到中共刁难,并因拒绝接受公安人员的问讯而被拒绝入境。

刘青 ---- 一个猥琐小人物 受台宠幸 而成为海外民运的大财主

刘青(左) 是一个道德品行极为卑劣的台湾间谍 妒贤嫉能 被人比喻为“梁山王伦”


海外民运界震怒了!
方励之、刘宾雁、王丹呼吁罢免刘青


2005年伊始,流亡美国的大陆民运分子们又再度爆发一场内斗冲突: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郭罗基、王丹、张伟国、丛苏、黄默、郑心元等八人分别以“理事”或“荣誉理事”的身份,一致要求罢免一个叫作刘青的人的“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之职。《星岛日报》驻纽约记者以《方励之辞“中国人权”共同主席职位,不满账目》和《中国人权风波,方励之辞职,八理事要求罢免主席刘青》为标题,就这一事件连续发表了两篇报道。

● 恶性侵吞持续了十三年

总部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中国人权理事会”,每年都从美国及台湾的某些机构获得百万美元以上的秘密经费,用以配合美国国会抨击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以及资助那些反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异议人士及组织。然而,这些经费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却去向不明,疑遭人侵吞,而理事会主席刘青对此负有全责。方励之虽然也是理事会的“共同主席”,并且担任此职已达十几年,却对刘青的工资数目以及他擅自支取经费的情况毫无所知。直至2005年1月理事会召开年会,在方励之等人的谴责声中,刘青终于被迫承认他擅自每年给自己开出的工资竟然高达八万美元,而且,十三年来这笔年薪收入完全没有在美国报税。相比之下,许多早出晚归辛苦打工的海外民运分子目前仍生计无着,他们多年积蓄的血汗钱对于刘青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刘青的贪婪和自私令他们大为吃惊。

一位居住巴黎的民运分子撰文称“刘青家里养的狗比驴还大”,借以嘲讽刘家的奢侈花费。不过,对此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文中的“狗”暗指陈破空,而“驴”则好比方励之,狗仗人势的陈如今早已不把方教授放在眼里了。刘青经常光顾美国新泽西州的几家赌场彻夜豪赌,而理事会原本设立的“人道援助基金”是否也被他换成了桌上的筹码,则永成谜团。长期以来海外民运圈内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刘青管经费----对赌场最慷慨,对民运最刻薄”。在一月七日的会议上,理事们发现刘青所提供的中文账目和英文账目不相符合,竟有八万美元的出入差额。后来刘青虽然补交了他自行编列的“受款者名单”,但仍然缺少了四万美元!由于通常受款人和取款数目都是保密的,因此刘青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可以随意支取,无从核查。

刘青的弟媳储海蓝在北京留宿到访的民运分子张林时,床第之间曾说出实情:“他们给你三百、五百,而在那边的名单上却填着五千、一万。你出去后就明白了。反正跟着刘青不用愁钱。”尽管天机不可泄漏,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理事会向刘青发难迟早不可避免。这次方励之、刘宾雁、王丹等人要求罢免刘青的理由是:一,理事会章程规定主席任期为三年,而刘青却未经选举而连任了十三年,仍死赖着不走;二,刘青擅自将理事会的大笔经费秘密转移到由他自任“主席”的其它三个机构里,自挖墙角,严重侵害了理事会的利益。然而这一提案遭到刘青一派人的阻扰,没有机会当场表决。于是,众多的理事决定于一月八日集体不参加年会以示抗议。但刘却趁机宣布连任“主席”,并“精减”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理事。


● 刘青的背后还有黑手

近一年来“中国人权理事会”里对刘青的罢免之声此起彼伏。继“执行主席”萧强拂袖而去之后,王丹也于去年一月声明辞去理事之职,期间王渝等工作人员更接二连三地愤然出走,起因都是对刘青的不满。既然有这么多人反对刘青,但为什么仍赶不走刘呢?原因只有一个,刘青不仅仅是台湾政府控制大陆民运分子的工具,而且他的美国上司也暗地里参与了分赃,巧取豪夺巨额秘密经费。这次理事会的年会上便有一名美裔理事发言公然侮辱那些批评刘青的华裔理事,引起众人反弹。在支持刘青的人当中,有阮铭,此人因其激进的台独言论而受到陈水扁的赏识,在台湾被聘为“国策顾问”;有理事会驻香港办事处的主任Nicolas Becquelin,此人自称是研究新疆独立运动的学者,而实际上则是美方的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他们向台北或华盛顿提供的意见报告远比方励之、刘宾雁等更有份量。

一名理事指出,刘青没有按照年薪八万美元的收入数目在美国如实报税是违法的。刘青听后气急败坏地威胁他说:“当初我帮你在台湾‘救总’申请一次性补贴,你向美国报税了吗?要说逃税,大家都逃税!”据知,长期以来台湾政府通过一个叫作“中华民国反共救国总会”(简称“救总”)的机构给一些流亡美国的大陆民运分子发放生活津贴,而“救总”的这项工作在纽约地区是委托刘青来进行的,其目的是通过由刘青来控制一些民运分子,从而影响海外民运组织,为台湾效力。不过,这种控制手段有时候并不成功。刘青就曾多次用“你拿了人家的钱而不这样不那样,就对不起人家,就不道德”之类的话来训斥那些寻求独立的民运分子。然而他用上述那种“大家都逃税”的说法来进行威胁,这还是头一回,可谓大失常态。

事后另一名理事分析认为,在“中国人权理事会”里是不太可能以刘青逃税为理由来扳倒他的,这是因为有不少理事也是长年按月或者按季度接受来自台湾某些机构的秘密津贴。这位理事还透露,拿津贴的人没有一个把这种收入在美国报税的。他以还以讽刺的语气告诉记者:“你们是第一次听说吧?我可不是。给我们津贴的人知道我们不会在美国报税的时候把这笔收入算进去,他们会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保守秘密,这是为了我们自己。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故意让我们在美国犯了法,使我们害怕事情会被泄露,这样就控制了我们。”这位理事自叹“已经老了”,“干不了什么了”,希望以后年轻的民运人士不再走自己经历过的路。“等我死了你可以公开我的姓名,”最后他不无感慨地说,“我就是靠这样的津贴在这里生活,这算是最稳定的收入吧。”


● 抢一辈子“人血馒头”

刘青究竟是何许人也?在“中国人权理事会”里,确实聚集了一批闻名遐迩的民运分子及专家学者,如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郭罗基、王丹、于浩成等。然而,担任“主席”之职的刘青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没有什么才学的人。虽然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却连简单的英语问候对答也不会,有人甚至讽刺他“连26个英文字母都背不全”。这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十三年前这个面貌丑陋、内心阴暗的小人物初到美国时一文不值,身世卑微,直到他卖身投靠台湾情报机关之后,才得以在海外民运圈里出头露面。由于刘青曾经在魏京生案件中受到过牵连,被判了刑,这段凄惨的经历加上潦倒窘迫的处境当时引起了孙丽玲女士的同情。孙女士把他引荐给时任“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的傅新元,要求给刘青饭碗差事。傅是医学专家,他认为自己更应该把时间放在研究领域,不如索性把全薪的“主席”之位让给刘青,因为除了刘青之外,理事会里的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当然,傅并未料到,刘就职之后,偷偷给自己定的年薪竟然高达八万美元,而且一直向理事会隐瞒了十三年之久。

刘青曾假惺惺地向傅新元表示,如果以后国内有别的民运人士到美国来,他也会象傅先生一样,把“主席”之位让出来。傅听后深感欣慰,庆幸可以薪火相传了。其实刘青说出口的是一句反话,此后,他几乎把所有曾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团体的知名民运分子(如任畹町、马少华、杨周、鲍戈、徐文立、秦永敏等)或者在海外同样从事人权活动而引起西方关注的民运分子(如吴弘达、卢四清等)都视作眼中钉,因为这些人都比他更有资格来主持“中国人权理事会”,刘青担心他们可能会受邀进入理事会,所以不遗余力地对他们进行诽谤诋毁和刁难。而早先就已经成为理事的王丹来到美国之后,曾一度被理事会看作是日后取代刘青的最佳人选,然而刘青却以王丹搞同性恋有伤风化为由,逼迫王丹辞职。另一个可能取代刘青的人选是“执行主席”萧强,他颇具活动能力,获美国褒奖,自然也被刘青打发走了。

刘青保住既得利益的主要手段除了铲除异己,便是向台北的主子证明他仍有控制海外民运分子的能力。为此他施展特务手段,雇用陈破空、吕京花、唐柏桥、李林、魏泉宝、张林、成志良、陈立群、高平等人监视和离间其他民运分子,甚至分别向《华尔街日报》和《TVBS周刊》提供对魏京生、王丹不利的新闻素材来搞臭他们。此外,围剿王炳章,也是刘青与胡平、薛伟、林樵清、胡安宁、倪育贤、徐水良等人勾结的一大杰作。刘青所做的这一切,并非要跟谁争个是非曲直,而都是为了争夺经费资源,吃一辈子“六四人血馒头”。一位知名民运分子指出,“六四血案”以后,“中国人权理事会”设立“人道援助”的基金总额每年都达数十万美元,而实际被送到大陆政治犯及其家属手中的数额却不到其中的三十分之一,大部分都在美国被瓜分了,而刘青正是罪魁祸首。他说:“刘青跟万润南、徐邦泰、倪育贤、廖大文一样,是民运的贪污盗窃犯!”


李晓蓉
Jan.21, 2005

王丹的学历确实是假的 而为台独搞文宣则是真的

这是王丹张贴在台湾同性恋网站上的征友像片


大一留级生 跳级变“硕士”
王丹在美国的学历全是假的


“美国之音”电台在“六四”十四周年纪念日安排王丹同志与听众对话。有听众问王丹同志是如何上美国哈佛大学的,王丹一听就急了,慌忙把问题扯开,谈起自己当年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前言不搭后语。接着他又冒出一句,称自己并不稀罕上什么哈佛大学。

能上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名校,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荣耀,有什么不能正大光明承认的呢?何况王丹同志经常是以“哈佛博士生”头衔招摇过市的。问题其实很简单,王丹同志进入哈佛大学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他连托福都考不了三百分,进美国任何一所普通大学都是不可能的。台湾情报机关以“台湾校友会”向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捐款”的方式,为王丹承担了昂贵的学费,哈佛大学再将其中的一部分以“奖学金”名义赠予他。

九年来王丹同志在哈佛大学基本上没有上过什么课,也从不参加考试,主要精力都放在做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政治评论员、台湾《北京之春》社长、“天安门一代”基金会召集人,频繁地跑台北、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澳洲等地,参加与民运有关的各种会议,另外,几乎每个月要写七八篇抨击中国大陆、颂赞台湾及美国的评论文章,由“自由亚洲电台”、“多维新闻网”、《北京之春》、《大纪元时报》负责定期发表,然后再凑合成集子,在台湾发行《王丹观点》一书。除了上述政治活动之外,王丹同志还经常出入台湾及美国的同性恋酒吧寻欢,有时还写一些多愁善感的诗。

王丹同志虽是名义上的“哈佛博士生”,可是却不会阅读美国的学术书籍,更不会以英文写作,所以,他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的“研究课题”选的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攻读博士”的“研究课题”则选的是美丽岛事件和民进党对台湾社会的影响。他以中文“完成”的毕业论文其实由“台湾热心人士”代笔,反正哈佛大学也不会加以翻译和鉴定。

王丹同志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工子弟,在北京大学附中就读。中学快毕业时,王丹同志靠着父母的关系,被评上市级“优秀团干部”,然后报送上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才读了一年,就学不下去了。因学习成绩太差,差点被留级,于是又通过父母的关系,转到了历史系,不到数月,就爆发了“六四血案”。此后,王丹同志两度入狱,总共在狱中蹲了八年,最后谎称自己“罹患脑瘤”,呼吁国际捐款和营救。在美国向中国施压之下,一九九八年四月王丹同志获得“保外就医”,飞抵美国底特律一家医院“医治”。医院的检查结果是,王丹同志有轻微的咽喉炎,但绝对没有脑瘤,不必入院就诊。

总之,王丹同志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假学历是政治产物,同“文革”年代的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是一回事。

以下是王丹同志近年来发表过的部分评论文章及演讲的题目,供读者参考。水平如何?不敢恭维,跟大字报差不多。

● 王 丹: 民进党为什么会大胜
● 王 丹: 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
● 王 丹: 民进党已放弃台独
● 王 丹: 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
● 王 丹: 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
● 王 丹: “两国论”分析
● 王 丹: 评新一轮两岸紧张关系
● 王 丹: 施放善意而已,并非实质性政策改变----评中共对台立场
● 王 丹: 解决台湾问题“三通”不如人心通
● 王 丹: 台湾大选给中共带来的教训
● 王 丹: 美丽岛事件与台湾的民主运动
● 王 丹: 参加台湾总统就职典礼的感想
● 王 丹: 我为什么赴台参加陈水扁的就职典礼
● 王 丹: 台湾政治复杂,中共对策模糊
● 王 丹: 台湾经验给我的启示
● 王 丹: 台湾民主制度见闻
● 王 丹: 江泽民的台湾情结
● 王 丹: 南北韩高峰会谈对台海两岸问题的启示
● 王 丹: 反批美国人权状况实为黔驴技穷之表现
● 王 丹: 对北京学生抗议北约的三点意见
● 王 丹: 幸灾乐祸无异于恐怖主义心态
● 王 丹: 三年来未交一个大陆朋友
● 王 丹: 钱钟书不是知识分子
● 王 丹: 港府无耻
● 王 丹: 海外民运已经失败
● 王 丹: 台湾大选断想
● 王 丹: 李远哲的启示----如何看独立知识分子李远哲在台湾选战中挺扁的影响
● 王 丹: 从国民党在台湾政治转型中的作用看台湾经验在大陆的前景
● 王 丹: 如果美国出兵伊拉克
● 王 丹: 反战不应被当作时尚----评美国解放伊拉克
● 王 丹: 专制导致一夜间垮台----评美国解放伊拉克
● 王 丹: 一场天使与魔鬼结合的战争----评美国解放伊拉克
● 王 丹: 亲美情结与高调反美的矛盾
● 王 丹: 中国仍在隐瞒SARS疫情
● 王 丹: “废统”只有李肇星不高兴


王丹要搞民主就应该自食其力

(江苏)马悲鸣

近见台湾传媒公布了“据称”得自大陆国安部获得的台湾军情系统利用和防范大陆海外民运的情报,其中提到王丹有「文宣」作用,结果遭到王丹和王军涛的「十点」抗议。王丹要大陆国安部拿出自己签名给台湾民进党工作的证据来。

我想王丹的抗议否认是徒然的。现在凡思维正常的人,无人不相信王丹在海外的举动,正是在给台湾民进党陈水扁政府帮忙的「文宣」工作。

大约三年前,王丹声明获得了十六万美元的全额奖学金继续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我当时就感到可疑。因为王丹不是个念书的人,或者说是在上中学时每天早晨四点起床攻读马克思原著而把思维逻辑读歪了的人。这种人连北大国政系的大一都读不下来,到了哈佛怎么能读好硕士学位?不但他整天忙于四处作秀,根本没时间读书,而且他的硕士论文居然是什么《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等蒙事的东西。

我料他的成绩单肯定又和北大时一样,哈佛会让他走人。不料却传出他居然获得了每年三万二的全额博士奖学金。

凡有在美国念过书经历的人都不难看出,这是一笔政治奖学金。而哈佛这种讲究平等竞争的学府是不会发放这种奖学金的。从王丹频繁出入台湾,出席陈水扁就职大典的行为看,这笔钱十有八九出自台湾方面。

国民党当政时,民进党就曾公开指责国民党军情局资助大陆的海外民运是拿台湾纳税人的钱资助外省人。民进党当政自然也要避这方面的嫌疑。而唯独军情局的钱可以保密为由避免公开。当然军情局还不至于傻到直接拨款到王丹的帐户。这肯定是以某个人名义出面,把捐款拨到哈佛大学,指定专款用于资助王丹五年的奖学金。

哈佛当然是长虫过后剥把皮。王丹获得十六万美元的全额讲学金,肯定是台湾方面支付了大约二十万美元给哈佛。

我当时要王丹亮出他的硕士学位成绩单来,让所有在美国大学念过学位的人见识见识,象他这样的成绩单,是否有任何可能公平竞争到五年全额资助? 结果王丹回答,他念博士学位和获得奖学金完全符合哈佛手续。

台湾方面把钱打给哈佛指定资助王丹也符合哈佛手续。没人问他是否不合哈佛手续,而是让他亮出成绩单,以证明自己是在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

王丹在北大国政系读大一时念不下去,便到他父母所在的历史系重读大一。我让他拿出在国政系的成绩单来,以证明他不是因为念不下去了才蹲班转系。
结果王丹回答说,他转系留一级符合北大的管理规定。

王丹偷换概念是一贯的!

蹲班不但符合北大的管理规定,而且符合任何一所大学的管理规定。人家问他是否放着书不念,成天跑出去醉心搞运动是因为成绩太差,念不下去了,让他拿出成绩单来证明。他根本就不敢。现在他居然让中国政府拿出他签字画押的给台独势力效劳的证据来。

国安部拿出王丹的签字画押事关国体,王丹拿出他大学和硕士的成绩单不过是个人小事。王丹连个证明自己是个有学习能力的学生,不是在靠作政治秀以获得政治资助的他自诩的那种所谓“独立知识分子”都不肯,如何还能要求中国政府出示王丹的签字画押笔迹呢?

王丹和台湾方面也不至于傻到留下字据的程度。

在「六四」十二周年之际,王丹在《大家论坛》回答网友质问。其中有个人直截了当地问王丹是否从台湾拿了钱。

王丹按他一贯的闪烁其词,不作正面回答,只说自己在台湾某个民营报纸发表过文章,收取过稿费。那位网友的问题是明摆着问王丹是否拿了台湾官方的活动经费,而王丹却顾左右而言他,以个人稿费来回答。

王丹如果拿了台独势力的钱而象他自己否认的那样没给台独作文宣工作,那是王丹无私德。花了人家的钱,就得给人家消灾,这是天经地义的商业道德。若王丹给台独做了「文宣工作」,那是无公德。身为大陆人的王丹,鼎力支持台湾从中国独立出去,不是卖国是什么?

其实王丹已经给台湾干了不少文宣工作了。在他刚获得全额奖学金时,便发表文章替陈水扁的台独遮掩,硬说民进党政府已经放弃了台独。

如今谁还怀疑陈水扁的台独倾向?只有拿了台湾方面钱的王丹才能如此颠倒黑白地替民进党遮掩。

另外王丹出任《北京之春》社长一事也颇为可疑。不管以资历论,还是以才能论,王丹都只不过是胡平的子侄辈。他怎么可能忽然荣任了堂堂海外民运第一刊物《北京之春》的社长之职呢?

《北京之春》早在《中国之春》时代就已经公开宣布了自己的资助来自台湾国民党方面。这也是民进党在野时质疑国民党拿台湾纳税人的钱资助外省人的原因。

《北京之春》是亲国民党的,自然在民进党上台后不该有好果子吃。但从他们没有关张看,大概是“改换门庭,从新作人”了。但民进党方面终是不会对这个前国军遗属的外省人组织放心。

可王丹是亲民进党的!他不但出席了陈水扁的就职大典,而且还非常可能从台湾方面获得了巨额资助。我估计(没证据),王丹出任《北京之春》社长有可能(!)是台湾民进党政府方面提出的要求∶要么让我们的人王丹出任社长,要么断你们的粮道。《北京之春》还能不接受吗?

王丹要想洗刷自己,应该做如下这些事:

第一,出示大学成绩单,以证明自己是有学习能力的学生,而不是因为学不下去了才蹲班到父母所在的历史系。 第二,出示硕士学位的成绩单,以证明博士研究生的全额奖学金来自公平竞争,而非政治资助。 第三,如果不能证明博士学位的资助来自公平竞争,则讲明这笔资助的原始出处。 第四,证明自己出任《北京之春》社长与台湾方面的资助无关。

如果这些都证明不出来,那么传媒报出来的王丹在给陈水扁的台独政策效力就不是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