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访美惹风波 华裔同性恋男子睡不着觉

胡锦涛(右二)访问美国时,台湾情报机关指使王丹和王军涛要求美国法院审判他,结果美国人根本就没理睬这场闹剧。



王丹、王军涛要求美国审判胡锦涛
是蹩脚的政治闹剧



“好消息!美国法院作出决定,要审判胡锦涛啦!”王丹半夜里打来电话。

“什么?再说一遍。”我朦朦胧胧爬起身,抓住话筒贴紧自己的耳朵。

对方怕我没听清或者不相信,便一再强调这是叶宁和海明威律师刚刚告诉他的消息。接下来王丹便以神秘的口气,滔滔不绝地向我吹嘘他向美国法院起诉胡锦涛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心里暗骂:这个同性恋者大概还有精神病吧。不知哪个台湾仔把他操狠了,粘糊糊的精液还沾在屁股上,使他兴奋得睡不着觉。只要稍有点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相信这样的谎话。

历来大陆领导人出访美国,参加重要的外交活动,都使台湾当局寝食不安,总要想方设法进行干扰和破坏。由于台湾“主权”不被国际承认,屡次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提案都无法通过,所以,这次胡锦涛赴美出席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更成为台湾当局的眼中钉。经过两个多月的周密策划,最后他们还是让王丹等“民运分子”出头来闹。

民进党在台湾执政以后,与台湾当局打得火热的“民运分子”有王丹、曹长青、阮铭、王军涛、贝岭、林保华、杨建利、张伟国、纪晓峰、陈破空、远志明、唐元隽、胡平、盛雪、汪岷、王德耀、方圆、袁红兵、程晓农等。其中,王丹不仅受到陈水扁接见,还获邀列席民进党中常会,并被委任为《北京之春》杂志的“社长”。《北京之春》隶属于台湾“军情局”。该社“经理”薛伟(原籍四川省,因犯强奸罪曾服刑十年)向台湾《自由时报》公开表示,《北京之春》每年必须向“军情局”提交二百五十件情报,以获取总额二亿元新台币的资助。去年五月,台湾《中国时报》和北京《环球时报》相继披露,台湾“军情局”曾秘密设立“致广专案”和“二王专案”,资助王军涛、王丹等“民运分子”反对中国大陆。当时报纸上还刊出王丹收取经费的单据及账号的照片。

今年九月,正当胡锦涛即将抵美之际,王丹、王军涛突然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宪法第一修正案会议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他们已经向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联邦法院起诉中国国家元首胡锦涛和《人民日报》驻美国的办事处负责人,理由是胡锦涛和《环球时报》“炮制虚假文件”,诽谤王丹、王军涛“为金钱而做台湾间谍并支持台独”,以致使他们在美国“没有安全,个人生活和发展受到严重损毁”。王丹、王军涛还强调,他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仅是维护个人的“清白”,而且还为了维护他们背后的“受害群体的尊严和荣誉”。这场闹剧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为什么这只是一场蹩脚的政治闹剧呢?原因有五:

一、指控胡锦涛和《人民日报》驻美国的办事处负责人“炮制虚假文件”,进行“诽谤”,这一条根本不能成立。胡锦涛和《人民日报》驻美国的办事处负责人“炮制虚假文件”的证据在哪里?二王拿不出他们“参与炮制”的确凿证据,不仅是无理取闹,而且还是诬告和真正的诽谤。台“军情局”的“局长”薛石民曾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采访,就有关王丹、王军涛接受资助的机密文件被泄漏一事谈了他的看法,确信是某些被中断资助的“民运分子”心怀不满,挟怨报复而故意泄密。薛石民还暗示,泄密者就是《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薛伟看到这篇报道后马上予以否认和辩解,声称自己“不愿被卷入台湾情治系统的内斗”。

二、中国如今早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美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民运分子”要美国法院审判中国的国家元首,不但十分荒谬,而且也充分暴露了王丹、王军涛的汉奸本性和甘当走狗的丑恶面目。中国公民起诉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本应向中国检察机关和法院提出。中国法院若不受理,则可向全国人大(甚至向联合国)投诉,这样才符合逻辑。众所周知“台湾属于中国”,就连美国也只承认“一个中国”,李登辉、陈水扁之流叫嚣“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实际上是分裂国家的犯罪行径,但是“民运分子”却从未向中国法院起诉过他们,王丹等人还争相向他们拍马求宠,这又是为什么呢?

三、至于王丹、王军涛接受了台湾的金钱资助之后是否支持台独,主要得看他们实际做了些什么,而不光听他们的自我狡辩。人们清楚地记得,全国人大颁布《反分裂法》,王丹等人立刻反对;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王丹等人当即支持;两岸军力失衡令台湾当局恐慌,王丹等人便竭力反对中俄联合军演,反对欧洲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等等。这些所作所为的真正用意,路人皆知。王丹、王军涛等还都参与了所谓批判爱国主义和宣扬“人权高于主权”的“文宣”活动,并多次扬言五年之内中国要崩溃,那又是为什么?

四、王丹、王军涛声称,他们起诉胡锦涛不仅是为了还自己的“清白”,更是为了维护“一个受害群体的尊严、声誉和权利”。一位“民运分子”对此反驳指出,二王“将自己的个人意见视为整体意见和利益,在智力上是缺失的,在道义上是自负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这会导致你视不同意见为故意的坏人,从而加以身心政治迫害”。在海外获得“政治庇护”的华人及“民运分子”,都是中共搞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卖身投靠台独反华势力,没有参与破坏中国发展经济、外交和军事的罪恶活动,二王在他们之中本来就十分孤立,一向被众人骂作“台湾狗特务”。

五、值得台湾当局注意的是,王丹、王军涛这次公开表示,海外媒体披露二王“为金钱而做台湾间谍并支持台独”之后,“给我们的生活、社会关系、公众形象和个人发展机会造成极大的损失”。这番表白恰恰暴露了他们目前犹如过街老鼠一般的可悲处境,无异于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拿台湾的钱,做台湾间谍,支持台独,是见不得人的可耻勾当,有损于“民运分子”的形象。如果这是二王内心真实的看法,那就说明他们目前在美国和台湾所作的种种丑恶表演,其实都违背自己的本意和是非观,纯粹是为了政治投机,以便从美、台反华机构那里获取各种名利,手法如同他们当年向党组织表忠心、积极要求“上进”一样。

有消息透露,为了配合王丹、王军涛起诉胡锦涛,台湾“全侨民主和平联盟”本届年会暂不邀请二王参加和演讲,以刻意淡化二王与台湾当局之间不可告人的关系。

据台湾驻洛杉矶情报人员蒋品超(此君与王丹有“同志”关系)介绍,“全侨盟”实际上是台湾的外交机构之一,“虽名义上是民间却有着浓烈的官方背景”。他进一步透露,“全侨盟”对筛选主讲人的运作有着自己的潜规则,就是“此人不一定非站在台独一边但至少的认同态度也是台湾前途的选项,而且须是大陆流亡人士,才会符合推动台湾独立运动的利益”。

王丹、王军涛、陈一谘、张伟国、林保华等人以前都曾受到“全侨盟”的盛情邀请,唯独今年例外。据悉,曹长青、陈破空、盛雪、徐文立、郭军、蔡咏梅等将参加本届“全侨盟”年会,进行演讲,并按惯例领取高额“出场费”。

在蒋品超的安排下,李木通(“全侨盟”创会会长、《台湾日报》洛杉矶分社社长)、周清耀(《台湾日报》洛杉矶分社理事、“全侨盟”洛杉矶支盟理事长)、陈文石(“台湾会馆”基金会会长、前“全侨盟”理监事)、郑锡鲲(“台湾会馆”基金会理事)等人曾与王丹、刘因泉、草庵、叶科、吴仁华、伍凡等“民运分子”举行过餐叙,共商“合作”事宜。私下里王丹对蒋品超与台方要员的交情甚为钦羡,惊叹道:“这些都是很大的人物,你怎么跟他们有联系?”其巴结投靠之意溢于言表,让蒋品超洋洋得意。

最后,本人对二王起诉胡锦涛一事的前景作如下客观分析:

“民运分子”要实现让美国审判中国国家元首的梦想,首先必须设法让中国陷于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战乱频仍和领土分裂,其次是设法让美国率领多国部队打进北京城,再次瓜分版图和势力范围,使中国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然后象抓巴拿马的诺列加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一样,把胡锦涛从其躲藏的地窖里拖出来,由美国士兵押送到监狱看管。

为了梦想早日实现,王丹、王军涛努力吧!


郭树人
2005年9月15日



台湾间谍王丹(右)和王军涛(左)长期从台“军情局”所设的“二王专案”中领取津贴和活动经费,尽管两人曾在证据面前竭力狡辩和抵赖,但后来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贪污案又扯出了王丹,于是谎言不功自破。

台湾政府与海外民运团体的合作内幕 (2002-9-26)


王丹(左)长期从台湾当局秘密领取巨额经费,自称给了“北春”等组织,但所有的民运团体都表示没有见过这些钱。


台湾与“民运”的合作内幕
与“海外民运”的业绩总结


台湾出版的《自由时报》9月23日出人意外地掀开了关于“国安局”出资两亿多新台币设立的《北京之春》杂志社,在“支持民运”的名义下每年搜集情报二百五十件的内幕。报道说,《北京之春》杂志社目前的“社长”一职由“民运人士”王丹担任。据台湾前“立法委员”钱达介绍,自1982年起,台湾国民党提供给“海外民运”机关刊物《中国之春》的经费主要是通过台湾政府中的情治单位拨出的,并不在“行政院”的行政开支预算之内。民进党上台执政以后,为了使“海外民运”的活动更符合台湾新政府的意图,决定将资助方式由以前的“定额补助”改为“逐案审查”。对此,“陆委会”副主委陈明通解释道,这样做的目的是“钱要花在刀口上”。这则新闻很快被海外各中文媒体转载,成为2002年“海外民运”最引人关注的话题。

长期以来指责“民运组织”为台湾情治机构工作的批评之声不断,但《北京之春》等“民运组织”均予以否认和驳斥,还谴责这是“共特造谣”。此次台湾《自由时报》的曝光报道,无异于打了《北京之春》的一记耳光。一向自称“海外最大的民运杂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运”与设在土耳其的“疆独”基地组织签订“合作协议”,以及刊登广告公开为北约战机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之举进行狡辩,而在美国的其它“民运组织”以及华人社区中招致非议,被斥为“台谍机构”和“败类”。其实,《北京之春》隶属于台湾情治系统还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民联”、“民阵”、“民联阵”、“自民党”、“中国人权”、“联席会议”、“中国之音”、“联总之声”、“天安门一代”、“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大纪元》、《议报》、《新世纪》、“汉藏协会”、“学自联”等组织又何尝脱离干系?尽管《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抱怨台湾给钱的数目越来越少,声称该社目前的处境是“在工作人员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然而,实际上他本人则早已从长年经手不受监督的秘密经费中获益,在美国拥有几处房产。早先另一名主管《中国之春》秘密经费的“民运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阵”主席的万润南,也一度被人指责“私吞大笔公款”。

向往民主自由的人们一直感到困惑,王丹等“民运人士”到了海外之后,何以自甘沦为台湾一些反华、分裂势力的工具?在由台湾或外国机构资助的几家网站、报刊、电台上,几位自诩为“民运主流”的评论员先后充当着台湾李登辉、陈水扁两朝雇主的喉舌。他们往往一稿数投,相互因袭,唱着同一个调,论点大致与台湾“陆委会”各个时期的对外发言基调亦步亦趋。虽然这些“民运人士”常常说,“只要能搞民运,不必理会钱从哪里来”,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既然从间谍机构领取工资,就得完成情报任务,正如拿了“远华案”赖昌星的钱,就得为其上庭辩护和出书立传。反华、分裂势力之所以要“民运人士”出面活动,无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国的“战略”中打出一面漂亮的“民主人权”的旗号。众所周知,“台独教父”李登辉就是以“大陆不民主,两岸不统一”作幌子,要实现他的中国“七块论”。1998年12月“民运人士”魏京生到台湾受李登辉接见,为了获得二百万美元的资助,竟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台湾没有按魏京生要的数目给钱,但是让《北京之春》牵头为他搞了一个“民运联席会议”,授予“主席”虚衔,在满足其虚荣心的同时,调高他的反华音量。

面对台湾媒体突如其来的曝光,《北京之春》“社长”王丹透过“多维新闻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这个同性恋者称,只要自己当一天“社长”,《北京之春》就不会接受情报机构提供的经费,也不会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条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当的基金会”(例如“美国民主基金会”)申请经费。其实,《北京之春》的“编辑委员会”成员都由台湾“国安局”定案,王丹的人事调动也得经过“国安局”。既然该杂志迄今名义上仍是“中国民联”的机关刊物,王丹不是“民联”成员,“社长”一职显然并非通过“民联”产生,况且直至《自由时报》的报道出来之前,“民运团体”对“社长”易人一事均未知情。这个连美国任何一所普通大学的入学考试都无法通过的王丹,虽然早在北京大学读一年级时就因学习成绩太差而差点留级,通过关系而“转系”,但在辍学入狱十年之后,却以“民运人士”身份破格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据报道他在哈佛入学的将近二十万美元的费用悉由台湾提供,而且还以“研究八十年代以后的台湾社会”为名经常呆在台北,因此,他实际上并不可能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编辑事务。《北京之春》的“总编辑”胡平也在对“多维社”说,《北京之春》与台湾方面“合作关系单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不会有“惊人内幕”公布之举。然而钱达等人9月21日已向《自由时报》驻美特派员曹郁芬公开表示,“一旦台湾政府不再补助时,相关人士届时不排除会揭露台湾政府与民运组织之间的‘特殊合作’内幕”。这种口吻无异于“要挟”。尽管《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也口口声声说,“我们不会因为台湾不给钱了,就搞对抗”,试想,倘若他们真的那么顺服,守口如瓶,岂会把事情闹得在媒体上沸沸扬扬吗?由此看来,王丹接任“社长”的另一项收获就是,日后他也完全可以因为知悉机密而获得要挟主子的筹码了。

当然,为台湾收集情报并非“海外民运”的主业和所长,因而据钱达透露,台湾“国安局”为此作了通融,决定“由自己内部来帮助消化处理”给《北京之春》等机构限定的情报件数。按常理,台湾要“海外民运”做的正事主要还在舆论方面,即抨击大陆,为台湾助阵。透过弥漫于“海外民运”之间的越来越浓烈的“国家虚无主义”论调,令人明显感受到台湾方面对于“主权定位”问题的越来越深重的忧虑。随着台湾由国民党政权过渡到民进党政权,“海外民运”的舆论主调也由“逢共(共党)必反”演绎成“逢中(大陆)必反”。归纳起来,就是在一波接一波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批判过程中,要逐渐淡化大陆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情结”;同时,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依托下,否定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台北当局一说“台湾不是港澳,不接受一国两制”,“海外民运”便立刻抨击香港、澳门“没有人权”,今非昔比;台北当局否认“一中”和“九二共识”,“海外民运”便以联合国的成员国两韩、两德为例,来比照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声称两岸即便要实现统一,也得按“联邦”或“邦联”的模式,采用“中华两国”。近两年,“海外民运”随着幕后的指挥棒“闻鸡起舞”,批判“民族主义”的方式日渐呈现激进化的趋势,甚而出现项小吉、北明、远志明等人分别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日军南京大屠杀进行辩护的耸人听闻之语。如果说“海外民运”过去以“迫使中国改进人权”为由而反对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及反对中共领导人出访等等,还有一些道理的话,那么,如今斥责大陆网民为“爱国贼”,给“东土尔其斯坦独立运动”贴上“民运”的标签,把“远华案”主犯赖昌星说成是和刘少奇、“四人帮”一样的“政治犯”,是所谓“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英雄”,以及刘晓波等人一度撰文称“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等等,则完全是谬论,导致“海外民运”从此失去了听众。不过,王希哲却还公开“告诫”王丹、王军涛说“不要怕孤立”,不必理会华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运”应继续保持周舵所形容的那种“自唱自弹”状态,“只要台湾听得顺耳就行”。

定居美国纽约的台湾民进党元老洪哲胜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台湾之所以应该支持“大陆民运”,就是要“让大陆忙不过来”,大陆一乱,台湾就有机会实现独立了。其实,洪哲胜也明白,其所谓“支持民运”的结果,只是让几位所谓“主流派”的“民运人士”获取金钱资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名利而已,然而却以“海外民运”的整体声誉受损及内部分裂为惨痛代价的。当然,那种“主流”与“非主流”之分,系由台湾“操盘”而定,凡是能在他们掌控的会议中应邀主讲,或者在他们资助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便是“主流”。因“资源”有限,故“规矩”颇严,绝对排斥异己。“主流派”里的“大角色”协助台湾外交或推动反华声浪,“小角色”则帮腔诋毁、讨伐一下“海外民运”内部的异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场可靠”。虽然“主流派”一再强调“民运”应当团结包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法轮功”、“中功”以及赖昌星等在内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说这些话的人却往往正是内斗起来最凶很的“要角”,非把对方打成“中共特务”才罢休,斗来杀去,将“海外民运”折腾得山头林立。为了争夺“资源”,“主流派”内部也时有发生相互贬低、拆台的闹剧,例如刘青和萧强容不得卢四清、吴弘达及李洪宽等人在主流美国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声音,频频向某些“基金会”递送中伤他们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为了发言资格被夺,而跑到美国国会与魏京生、刘青等高声对骂,推搡冲撞;王丹的“天安门一代”会议的排斥性也颇强,竟然叫来警察,对原“北高联”主席周勇军、“外高联”主席连胜德等人实行“清场”;此外,薛伟、胡平等也曾为了不让秘密经费的控制权旁落,而与徐邦泰、伍凡等闹上法庭,最后导致《北京之春》与《中国之春》分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随后又因为不愿把《中国之春》交给王策、林樵清、王涵万接管,促使“民联阵”与“民联阵--自民党”二度分裂,等等。对于这些现象,就连台湾“陆委会”的官员们也颇为费解,为何台湾的慷慨“支持”,非但未见使“海外民运”壮大,还反而使华人离“民运”越来越远?最后他们只好埋怨“大陆共产党教育出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了。“民运人士”中的确有为数不少者是大陆“文革”、“反右”运动中的“极左派”和“打砸抢分子”出身的(如魏京生、阮铭、王希哲、方圆等),缺乏民主素养,但作为“民主台湾”的当今执政者,岂不也是在台湾的现实政治斗争中,给在野党领袖们扣上了一顶“联共反台”或“投共卖台”的大“帽子”吗?挂在口头上的“民主”并不可靠。

虽然《大参考》以“台湾媒体披露:政府给大陆海外民运刊物《北京之春》断了奶”为标题向“民运团体”通报了这一令人不悦的消息,但是,“海外民运”也没有必要担心台湾或美国会真正对他们“断奶”,毕竟他们的利用价值仍然客观存在,毋需再以“无与轮比的喜悦”之类让人肉麻的词汇来欢呼台湾新主,或联篇累牍地颂唱“台湾经验”了。其实,在“统独问题”上,大多数“民运人士”内心都很矛盾,以往他们多以“维持现状”来搪塞,但自从陈水扁入主台北“总统府”以来,原先不敢苟同“台独”的,现在也站出来为“一边一国论”打气;原先附庸“一中各表”的,现在也改口“坚拒一中”。这算是投机迎合呢,还是政治觉悟提高了呢?这些年来“主流派”的“民运人士”在《北京之春》等机构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从台北、泰国到美国、欧洲、澳洲,从“疆独”的大本营土尔其到“西藏流亡政府”的印度所在地达兰萨拉,每回都不必自己掏钱。同时,一些有反华背景的“基金会”还给他们颁发了奖状或津贴。没文化的照样在美国著名学府获聘“访问学者”,拿学位的也不必参加堂堂考试或到校听课。当年天安门广场前流血的示威者们以及现今国内在押的政治犯们,都成为这些人在海外以“民运领袖”自居的政治资本。至少直到将来台湾问题彻底解决之前,他们仍可以过着一种衣食无虞、不劳而获、喊喊空洞口号、骂骂中国、吹捧几句台湾的逢场作戏而又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与普通华人格格不入。就这么几十号人,在狭小的活动空间里,不断地成立这个或那个组织,不断编写经费报告,不断结派,不断倾轧,不断在内部揪“特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末了客死他乡连开个追悼会也被强差人意和利用,令人摇头唏嘘。为了总结他们在“民主事业”上的业绩,本文最后罗列部分“民运人士”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和演讲的题目,读者从中可以大致领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的轨迹。


张宝钦
2002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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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 岭: 有相同文化血统,并不等于说只能有一国----与陈水扁总统对谈

● 任畹町: 祝贺陈水扁荣任中华民国第二届民选总统

● 魏京生: 与陈水扁分享无与伦比的喜悦
● 魏京生: 台独也可支持中国民运
● 魏京生: 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历史性一步----就陈水扁当选总统的谈话
● 魏京生: 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纳粹主义
● 魏京生: 我对台湾独立问题的看法
● 魏京生: 狂热的爱国主义
● 魏京生: 中共的外交越搞越失败
● 魏京生: 国际反恐,中共欲借刀杀人
● 魏京生: 北京办奥运----手铐与金牌
● 魏京生: 民运海外联席会议反对北京主办奥运的声明
● 魏京生: 不能以人权做交易----民运联席会议关于反对美国给予中国PNTR的声明

● 王炳章: 狭隘民族主义是独裁者的最后防空洞
● 王炳章: 欢迎台湾民进党协助催生大陆反对党
● 王炳章: 重建中华民国

● 周勇军: 民主精神不打折扣---- “一边一国”展现陈总统具中国政治家少有的政治坦诚

● 李国辉: 北京,你还不配办奥运会 

● 阮 铭: 九二无共识,一中是绞索
● 阮 铭: “一中”风暴
● 阮 铭: 梦幻“一中”
● 阮 铭: “一个中国”病毒探源
● 阮 铭: “反台独”是黄鼠狼语言
● 阮 铭: 维护中华民国独立主权
● 阮 铭: 两国一制才是台湾理想
● 阮 铭: 两岸关系和国际常识
● 阮 铭: 为谁“全球布局”?台湾?中国?
● 阮 铭: 中共善意回应,统心未泯
● 阮 铭: 正名与务实----蒙古是蒙古,台湾是台湾
● 阮 铭: 中国会逼陈水扁脱裤子
● 阮 铭: 从欺美压台到合美裂台
● 阮 铭: 谁能“设定台湾人民心灵议程”?
● 阮 铭: 别把阿扁总统放到火上烤
● 阮 铭: 陈水扁是弱势总统吗?
● 阮 铭: 阿扁演说的主题
● 阮 铭: 中国猛打扁
● 阮 铭: 台湾不要自己打垮自己
● 阮 铭: 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凝聚内部共识
● 阮 铭: 投准台湾兴败所系之一票
● 阮 铭: 江泽民挥动了“参选”指挥棒
● 阮 铭: 国民党联共反台新战略
● 阮 铭: 联共反台派的破产
● 阮 铭: 连战向谁挑战?
● 阮 铭: 章孝严叛父北京碰壁
● 阮 铭: 试看章孝严如何背叛蒋经国
● 阮 铭: “反独”就是反台----中國黑手分裂海外民?
● 阮 铭: 开创台湾历史新时代----给阿扁总统十点建议
● 阮 铭: 民主快车的火车头----李登辉对台湾的历史贡献
● 阮 铭: 开创历史的卸任领袖
● 阮 铭: 中国----世界的“围城”
● 阮 铭: 布希开创台美中三国新时代
● 阮 铭: 布希说错了吗?----论国际格局变动中的台湾定位
● 阮 铭: 布希向日本提醒美对台立场坚定
● 阮 铭: 新里程碑把台湾引向何方?
● 阮 铭: 什么是新台湾人的国际观?
● 阮 铭: 新台湾人的胜利
● 阮 铭: 新台湾人的气魄
● 阮 铭: 台湾人的幸运

● 鲍 彤: 所谓“主权高于人权”无非是讲统治者有权蹂躏老百姓

● 张三一言: 霸权与教条有害统一 

● 青松: 可笑的“和平统一”十大好处

● 林保华: “一个中国”在台湾缺乏市场
● 林保华: “一边一国”和“推动公投”并无不妥
● 林保华: “两国论”两种心态
● 林保华: “两国论”的起因和影响
● 林保华: “一个中国”和“特殊两国”
● 林保华: 不论统独,尊重民意自决
● 林保华: 台湾的“灾难”从何而来?
● 林保华: 中共黩武和台湾安全
● 林保华: 中共得寸进尺,台湾不可坐以待毙
● 林保华: 中共愈霸道.台湾更离心
● 林保华: 台湾对中共攻打沿海小岛的对策
● 林保华: 国际社会必须关注台湾两千万人的权益
● 林保华: 从战争边缘后退,北京软化立场
● 林保华: 东蒂汶公民投票对两岸的启示
● 林保华: 澳门是“一国两制”的更坏版本
● 林保华: 北京为什么不收回北方的大片失土?
● 林保华: 流氓外交----北京凌辱美国国会
● 林保华: 台湾总统选举是民主的胜利
● 林保华: 中共做蠢事,阿扁当总统
● 林保华: 台湾商人上了中共贼船
● 林保华: 邦联或联邦是中国统一的可能出路
● 林保华: 流氓腔调岂能“反独促统”
● 林保华: 阿扁以柔制刚,北京忍气吞声
● 林保华: 美国调整两岸政策,北京难有强烈反应
● 林保华: 新疆分离主义组织不欢迎香港商人投资
● 林保华: 分离主义不等于恐怖主义
● 林保华: 中国的反美情绪是江泽民制造的
● 林保华: 江泽民外交的恐怖主义面目
● 林保华: 台湾声援中国民主运动
● 林保华: 中共同塔利班政权的“非正式”关系
● 林保华: 许信良“反制”中共的误区
● 林保华: 对达赖喇嘛“委曲求谈”的关切
● 林保华: 台湾选举,华人之最
● 林保华: 台湾选举是民主的胜利
● 林保华: 对民进党新政府的批评要顾全大局
● 林保华: 台湾的一些可疑人物
● 林保华: 辜汪会晤在即,分化瓦解不可取
● 林保华: 中共才是麻烦的制造者
● 林保华: 中共和东加建交破坏两岸和解气氛
● 林保华: 中共还在为台湾的震灾大作政治文章
● 林保华: 申办奥运和中国人权
● 林保华: 从立法会选举看香港“中国化”
● 林保华: 澳洲主权转移,葡国风情难舍
● 林保华: 中共的“两个拳头打敌人”----评中共打压法轮功和两国论
● 林保华: 北京“运动群众”反美的真章
● 林保华: 香港“人民代表”冲击“一国两制”
● 林保华: 钱其琛对香港民主法治说不
● 林保华: 北京出兵阿富汗之谜
● 林保华: 胡锦涛访美可能生变的背后----评中共抗议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访美
● 林保华: 在纽约华文作协谈《中国即将崩溃》
● 林保华: “一边一国”和“一江一水”
● 林保华: 中共对台“切头断颈”
● 林保华: 踏足台湾看选战
● 林保华: 民进党美东党部交接仪式美东联成公所交接典礼
● 林保华: 纽约侨界欢迎行政院游锡堃院长过境
● 林保华: 北京应借道给美国出兵阿富汗
● 林保华: 能挖出北约“误炸”中共使馆的究竟吗?
● 林保华: 白皮书掀起波涛----评中共《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问题》白皮书
● 林保华: “一边一国”有理,外界反应有因
● 林保华: 李登辉为台湾定位
● 林保华: 李登辉的“第二春”
● 林保华: 吕秀莲过境纽约宴请侨界
● 林保华: 赖昌星是中国人民的财富

● 杜导斌: 如何对待民主台湾? 

● 陈中煌: 一个民主台湾和一个民主中国

● 王 丹: 民进党为什么会大胜
● 王 丹: 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
● 王 丹: 民进党已放弃台独
● 王 丹: 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
● 王 丹: 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
● 王 丹: “两国论”分析
● 王 丹: 评新一轮两岸紧张关系
● 王 丹: 解决台湾问题“三通”不如人心通
● 王 丹: 台湾大选给中共带来的教训
● 王 丹: 美丽岛事件与台湾的民主运动
● 王 丹: 参加台湾总统就职典礼的感想
● 王 丹: 我为什么赴台参加陈水扁的就职典礼
● 王 丹: 台湾政治复杂,中共对策模糊
● 王 丹: 台湾经验给我的启示
● 王 丹: 台湾民主制度见闻
● 王 丹: 江泽民的台湾情结
● 王 丹: 南北韩高峰会谈对台海两岸问题的启示
● 王 丹: 反批美国人权状况实为黔驴技穷之表现
● 王 丹: 对北京学生抗议北约的三点意见
● 王 丹: 幸灾乐祸无异于恐怖主义心态
● 王 丹: 三年来未交一个大陆朋友
● 王 丹: 钱钟书不是知识分子
● 王 丹: 海外民运已经失败
● 王 丹: 台湾大选断想
● 王 丹: 李远哲的启示----如何看独立知识分子李远哲在台湾选战中挺扁的影响
● 王 丹: 从国民党在台湾政治转型中的作用看台湾经验在大陆的前景

● 张 菁: “一国两制”根本不可靠,台湾人民好自为之----香港人眼中的“新中国”

● 许纪霖: 人权和主权----宁要失去了主权的人权,也不要没有人权的主权

● 樊百华: “阿扁”,好亲切的一唤!
● 樊百华: 台独乃Made In Beijing!
● 樊百华: 东帝汶,独立就独立呗!
● 樊百华: 不得不说的话----关于大陆与台湾
● 樊百华: 我的国权观 
● 樊百华: 中国,谁无诚信?

● 项小吉: 汉奸与爱国贼

● 李少民: 台湾经验与大陆的变革

● 赵达功: 中国人民没有国家主权 
● 赵达功: 不要把台湾逼得太紧
● 赵达功: 爱国主义的“摇头丸”

● 阿克顿巴: 联邦制可结束中共对西藏的野蛮统治

● 迪里夏提•热西提: 维吾尔人有权自决
● 迪里夏提•热西提: 维吾尔人的独立意识是遏制不了的
● 迪里夏提•热西提: 恐怖统治下的“新疆”
● 迪里夏提•热西提: 从台湾的选举看新疆问题
● 迪里夏提•热西提: 维吾尔人的苦难和对民运的期待
● 迪里夏提•热西提: 新疆问题不单是民族问题

● 史 东:林肯反对“一国两制”

● 叶 宁:“两国论”真知灼见----人民自决、两国论、台湾与民运的点滴意见

● 冯素英: 关于民族主义和人权

● 张伟国: 以退为进----抗衡北京打压台湾
● 张伟国: 欣闻台湾筹建“国家人权委员会”
● 张伟国: 中国的危机与转机维系于达赖喇嘛
● 张伟国: 美国出现“台湾热”
● 张伟国: 攻打台湾需要回答的问题
● 张伟国: 魏京生筹组“汉藏友好协会”
● 张伟国: 海峡两岸存在的不是台湾问题,而是中国问题----行政院陆委会高孔廉副主任委员访谈录
● 张伟国: 香港正在褪色
● 张伟国: 两岸关系要以新思维超越“旧轨道”----“超限战”暴露流氓流氓帝国主义本性
● 张伟国: 评轰轰烈烈的台湾选举
● 张伟国: 法轮功与中共抗争的新发展

● 钟 飞: 台湾为何要关心中国

● 陈维健: 达赖喇嘛----精神导师

● 刘晓波: 如果统一就是奴役
● 刘晓波: 自治的权利 
● 刘晓波: 两岸关系的道义原则
● 刘晓波: 陈水扁挑战中共的国际因素
● 刘晓波: 陈水扁挑战中共的道义支撑
● 刘晓波: 陈水扁挑战中共的大陆因素
● 刘晓波: 人权高于主权
● 刘晓波: 再论人权高于主权
● 刘晓波: 和平是唯一选择,民主是最佳前提----评两岸关系
● 刘晓波: 大陆爱国者的流氓相  
● 刘晓波: 把大陆民族主义梳理回八十年代
● 刘晓波: 解开西藏死结的钥匙----读王力雄新著《与达赖喇嘛的对话》
● 刘晓波: 专制独木桥还能走多久?----美俄结盟与中共的选择

● 萧雪慧: “爱国主义”评析

● 严家其: “双城记”与“双独记”----陈水扁要借“军事威胁”争取胜选
● 严家其: 论“民族主义”存亡的四大因素

● 庞梅清: 申奥成功使中共肆无忌惮

● 武 铭: 给“九一一”幸灾乐祸者

● 曹长青: 中国对台白皮书遭全球谴责
● 曹长青: 中共导演的反美荒唐剧
● 曹长青: 人权的价值绝对高于主权----反美示威:两种文化的冲突
● 曹长青: 台湾的考虑和美国的可能反应----台湾放弃“一个中国”的冲击
● 曹长青: 中国媒体又开始煽动民族狂热
● 曹长青: 两德模式是两岸关系的样板
● 曹长青: 台湾人民有选择独立的权利----人的尊严高于领土和国家
● 曹长青: 多数美国人赞成美国和台湾建交
● 曹长青: “一个中国”政策已经过时
● 曹长青: 国际需要世界警察----东帝汶屠杀的启示
● 曹长青: 江泽民的心病,疼到下世纪----小法轮转动大中国
● 曹长青: 克林顿的天真和愚蠢----美国对中国的幻觉
● 曹长青: 爱国主义的背后是剥夺人权----中国知识份子的百年误区
● 曹长青: 活佛出逃,牵动各方
● 曹长青: 陈水扁当选的意义
● 曹长青: 围堵台湾
● 曹长青: “一个中国”对陈水扁的考验
● 曹长青: 装备落后的中国难敌美国的制裁 ----北约轰炸南斯拉夫震撼中共
● 曹长青: 朱克会谈显示北京手中无牌
● 曹长青: 义和团救不了中国----中国媒体在反美示威中的角色
● 曹长青: 中美分歧知多少?
● 曹长青: 民族自决是世界潮流----北京为何不敢和达赖喇嘛谈判
● 曹长青: 记者用了民族主义毒品之后

● 叶 欣: 国际社会应给台湾一席之地 
● 叶 欣: 矫情的爱国主义

● 沙裕光: 和平统一,尊重台独 

● 柳大正: 大一统----中国政治的“天理”?
● 柳大正: 大一统的脉络与后果
● 柳大正: 联邦主义与人民主权
● 柳大正: 联邦制与单一制
● 柳大正: 联邦与邦联
● 柳大正: 联邦主义的政治观
● 柳大正: 联省自治----二十世纪的联邦主义尝试
● 柳大正: 联省自治与省宪运动
● 柳大正: 自由与权力的两难----阿克顿论联邦主义

● 许志林: 流氓国家与非流氓国家中的流氓----中国

● 余 杰: 台湾的选择
● 余 杰 : 爱国和害国----评中美之间的飞机冲突
● 余 杰 : 面对中国的国难----痛斥流氓民族主义四人帮李敖、李寒秋、李宪源与阎学通

● 张先梁: 一国两制的“矛”与“盾”
● 张先樑: 香港终于跨入了以言论治罪的新时期
● 张先樑: 大陆香港化还是香港大陆化?
● 张先樑: 中共的“反独促统”运动可以休矣!

● 范英著: 民族主义是摧毁自己的土炸药

● 林才君: 美国911事件对两岸关系的启示

● 薛 伟: 坚决支持东土独立运动----在第三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 薛 伟: 陈水扁虽败犹荣
● 薛 伟: 假如我是民进党人----再谈我的统独观
● 薛 伟: 人民的福祉高于一切----我的统独观

● 林 牧: 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 林 牧: 人权高于国家主权,人权超出一国的内政----论人权与国家主权

● 王希哲:“一国两制”就是战争
● 王希哲: 反对无条件给予中国PNTR

● 钟祖康: 国家越统一,人民越不快乐

● 蔡崇国: 法轮功和民主
● 蔡崇国: 如何看“两国论”----李登辉先生体现了坦率和勇气
 
● 牟传珩: 高扬“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人类“类”化意识的政治自觉 

● 唐柏桥: 公投不等于宣战
● 唐柏桥: 大陆民主化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
● 唐柏桥: 自取其辱----中美女足赛中国队落败有感
● 唐柏桥: 高瞻与李文和
● 唐柏桥: 联合一切反抗力量----法轮功、台湾及西藏、新疆、内蒙等一切争取民族解放的力量
● 唐柏桥: 不一样的爱国

● 廖天琪: 以理性和人道主义来进行汉藏对话

● 东 海: 中共武力犯台有何依据?
● 东 海: 李登辉“国与国关系”说得好
● 东 海: 一封关切台湾选举和中国民主的短函

● 朱 帆: “一个中国”与“特殊两国论”----有必要打破“一个国家一个主权”观念

● 黄晓敏: 足球与国运

● 彭小明: 两岸座谈会发生强烈对峙----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访问欧洲不平静

● 陈奎德: 台湾的宁静革命
● 陈奎德: 北京的对台哑剧
● 陈奎德: 北京 vs. 达赖喇嘛----“西藏文化代表权”争夺战

● 叶 铭: 中共要悬崖勒马,不要变成人民公敌----评中共的“台独就是战争”说

● 萧功秦: 警惕极端民族主义

● 刘 青: 从两国论到人道人权
● 刘 青: 看台湾选举谈人权
● 刘 青: 两岸争论中的人权问题
● 刘 青: 中共荒唐的人权自决说
● 刘 青: PNTR与人权
● 刘 青: 取缔法轮功是对人权的重大侵犯

● 北 明: 列强出兵中国是被迫自卫----为八国联军辩护

● 黄 翔: 犯人的祖国

● 吴稼祥: 莫把台湾作港澳----劝中共当局认真考虑邦联制统一方案
● 吴稼祥: 讨论中国的联邦制
● 吴稼祥: 两种联邦主义----手段的联邦主义和目的的联邦主义
● 吴稼祥: 孙中山与陈炯明之争----早产的“联省自治”
● 吴稼祥: 民主的履带----联邦制对集权的制约
● 吴稼祥: 还土于民----联邦化与农民收入问题
● 吴稼祥: 联邦化----从政治上发展西部
● 吴稼祥: 一只有“联邦”花纹的猫----邓小平对中国复合制政体的创制
● 吴稼祥: 制度取向与破镜重圆----中国应选择联邦主义的制度
● 吴稼祥: 香港向左转----中央集权与文化个性的萎缩
● 吴稼祥: 两种联邦主义
● 吴稼祥: 用联邦制疗治国家内伤
● 吴稼祥: 统独四策,联邦为上

● 杨小凯: 中国统一之利弊

● 萧 寒: 农民赖昌星实在了不起

● 陈劲松: 虚假的中国
● 陈劲松: 从人均收入看海峡两岸差距
● 陈劲松: 澳门回归的前与后、喜与忧
● 陈劲松: “两国论”冲击两岸经济----北京当局不得不正视台湾多数民众支持“两国论”
● 陈劲松: 台湾大选,共产党何以一言不发﹖
● 陈劲松: 借反“台独”打击台商于理难容
● 陈劲松: 美国究竟应不应该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
● 陈劲松: 观摩台湾选举----澄清的误解
● 陈劲松: 面对台独----“经济牌”为何打不响?
● 陈劲松: 台湾观选记

● 杨力宇: 民主化的中国不会以武力威胁台湾

● 彭明: 问国人

● 胡 平: 白皮书挑战和平----评中共《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问题》白皮书
● 胡 平: 两个中国与双重承认----和大陆朋友谈“台独”
● 胡 平: 从沈国放讲话和解放军报文章看撞机事件真相
● 胡 平: 中共对台政策何处去?
● 胡 平: 使馆事件余波----兼答邓郎
● 胡 平: 使馆被炸事件与中美关系危机
● 胡 平: 人权与主权
● 胡 平: 法轮功、两国论及超限战
● 胡 平: 高瞻访谈录

● 冯国镪:大汉族主义、国家统一与民主----读刘国凯与巴赫文章有感

● 杨建利: 既然有两个“政治的”中国,那么主权不就被分割了吗?----浅谈两岸关系中的基本是非
● 杨建利: 以国家的名义逃脱罪责?

● 王德耀: “台独”的罪魁祸首还是中共自己----从不同角度谈“台独”问题

● 许莫陈: 春秋大义评时政----从陈水扁出访谈起

● 莫莉花:“卖国贼”----大写于史册的人
● 莫莉花: 台湾应尽快加入世界人权体系----小议陈水扁先生的就职演说
● 莫莉花: 在土耳其看“疆独”----谈中国人民的知情权

● 耶 人: 石原慎太郎与“三国人”----石原,代表着日本社会的大潮流

● 菲 丁: 东土独立运动走向世界----第二届东土民族大会在德国慕尼黑召开

● 巴 赫: 《独立宣言》给内蒙古人民的启示
● 巴 赫: 落后的“大中华一统”观念
● 巴 赫: 驳“自决有条件”论

● 苏绍智: 从台湾大选看中共

● 艾尔肯: 中国民族主义论----对严家祺先生的民族主义观的看法

● 盛 雪: 访达赖喇嘛
● 盛 雪: 达兰萨拉----辛酸与悲凉的故事
● 盛 雪: 中国政府全力施压,赖昌星难民案被拒
● 盛 雪: 远华案主嫌同两岸谍报战
● 盛 雪: 赖昌星是一个生意人
● 盛 雪: 谁想杀赖昌星灭口?

● 于浩成: 美国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吗?----中美关系的历史戳穿中共的谎言
● 于浩成: 主办奥运与尊重人权

● 汤 本: 春天的台湾----台湾总统大选观选述评

● 倪育贤: 党国沙文主义的拙劣表演----评中共煽动的反北约示威丑剧
● 倪育贤: 关于台湾民进党与大陆民运力量的加强协调和合作的建议
● 倪育贤: 从达兰萨拉到深圳

● 安 琪: 西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专访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晋美

● 于大海: 以爱心架越汉藏鸿沟----中共政策可能逼出分裂

● 达瓦才仁: 再论中国民运与西藏问题
● 达瓦才仁: 不要让概念掩盖西藏的真实
● 达瓦才仁: 达赖喇嘛访台评述
● 达瓦才仁: 台、藏人民,小心中共的离间

● 王林建: 反对北约的立场不可取----致江泽民主席和中国外交部的公开信

● 一 念: “爱国”与“卖国”

● 莫莉花: 专制者的天敌----洪哲胜
● 莫莉花: 可笑的“全球华人反独促统大会”
● 莫莉花: 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孤岛----评达赖喇嘛特使访华
● 莫莉花: 我们和平的维吾尔人为什么要起义?----“东土耳其斯坦联盟”主席艾尔肯访谈录

● 李晓庄: “一国两制”的症结在“一国”

● 章小廑: 刘凯申与达瓦次仁谈北京与达赖喇嘛关系

● 沈 彤: 美国在台湾的利益与中美台关系的未来----访问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部主任林蔚教授

● 金尧如: 在“一中原则”下什么都好谈吗?
● 金尧如: 中共应从美对台军售中总结教训
● 金尧如: “两个中国”肇源于中共的革命战争
● 金尧如: 诬指“青天白日满地红”为伪旗---- 我曾受周恩来和廖承志严肃批评
● 金尧如、伍 凡: 统一不易,台独也难,现状可恃
● 金尧如、伍 凡: 胡锦涛访美----中美台三角关系的新变化

● 九 哥: “新爱国族”的恐怖
● 九 哥: 台陆统独鸡尾酒
● 九 哥: 中国狗日本狗的命

● 郑 漆: 主权国家内政可不可以干涉?

● 伍 凡: 北京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 伍 凡: 联邦制和「一国两制」
● 伍 凡: 从国会对台决议案到北京发表国防白皮书----看北京和华盛顿关系的新变化
● 伍 凡: 科索沃战争停火和重建----“人权高于主权的胜利”
● 伍 凡: 北京对华盛顿展开武器竞赛
● 伍 凡: 北京阅兵的观感
● 伍 凡: 为了子孙后代和平,北京不能发动战争!
● 伍 凡: 迎接新世纪----祈祷中国和平发展的道
● 伍 凡: 举办澳门“一国两制”国际研讨会记实
● 伍 凡: 坚持中华民国是维护台湾的关键
● 伍 凡: 采用“中华两国”联邦制,台湾问题就有活路了----评北京拟定统一台湾时间表
● 伍 凡、金尧如: 从经济层面分析中共攻打台湾的弱点

● 还学文: 达兰萨拉行
● 还学文: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第三届各国支持西藏组织国际会议报导

● 春 炬: 国中有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方案

● 陈泱潮: 中共“联俄抗美孤台保专制”外交战略的破灭
● 陈泱潮: 台湾安全与中共十六大关系最为密切之点

● 刘宾雁: 国家概念的两个关键区别

● 马 修: 中国已进入恐怖时代
● 马 修: 法轮功是“一国两制”的试金石

● 查建国: 为什么人权高于主权?----科索沃事件的反思

● 纪 红: 华盛顿支持西藏活动

● 纪晓峰: 警惕中共玩火,突袭台湾外岛
● 纪晓峰: 要统一而专制,还是要分裂而民主?

(摘自《北京之春》、《中国之春》、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民主论坛》、《王丹论点》、《中国事物》、《新世纪》、《议报》、《南方快报》“阮铭专栏”、《中华评述》等网站。)

台湾官员谈论民运各派人物

魏京生(左)敢于大胆直言支持台独、藏独 甚至敢说“山东也可以独立”,所以深得台湾当局宠幸。然而,由于他难改文革造反派的坏脾气,嘴上不把门,最终也难逃遭主子冷落抛弃的厄运。


泄密事件导致恐慌 海外民运有特务嫌疑
“国安局”、“海基会”官员谈海外民运各色人物


颜万进:我们在寻求主权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而中国仍是独裁暴政,没有人权,以此形塑国际压力,维系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为了找到这方面议题,台湾一直找海外的“民运分子”合作。你一定对他们很了解吧。

薛石民:二十年前,在蒋经国总统的亲自过问下,我们在内部设立了“移山专案”、“文正专案”;李前总统当政时期,也设立过“致广专案”、“志翔专案”;现在我们着重部署“二王专案”,重新调整“海外民运”的格局。这些都尚属机密,不料被台湾传媒报道出去,使我们倍感压力。当然,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海外民运”那边,他们之中有人对经费的重新分配不满,故意向外界泄露了我们的机密文件,挟怨报复。

颜万进:我看过《联合报》的报道,你们初步侦查断定泄密者是薛伟(《北京之春》经理)。我问过王丹和徐斯俭,他们都认为,虽然目前无法查获证据,但必须加强防范。薛伟以前的名字叫王元泰,据说是四川人,曾经因为强奸罪在当地判刑十年。

薛石民:他到美国后申请政治庇护,一再被移民局驳回,费了多年周折。后来他找到王炳章,参加“民联”组织,表现积极反共,才打赢官司。他自称其父是国民党军官,被共匪击毙,所以从小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结果被冤枉强奸女生。这段历史根本无法考证,因为他在大陆的时候也不叫王元泰,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性,只有一人在美国认出他曾在同一所监狱服刑,说他是强奸犯,不是“反革命”。

颜万进:这个人据说因为在美国娶了台湾老婆后开始走运。那个女人叫钟淑梅,在《世界日报》接广告,她的父亲曾在“军情局”任职。刺杀作家江南的台湾情报员在美国被通缉之际,薛伟曾帮他逃到加拿大。那人逃到台湾之后向上司一再保荐薛伟。

薛石民:王炳章和林樵清都说薛伟的人品靠不住,犯过强奸罪,常嫖妓,但当时我们却认为这些把柄和弱点正好便于我们控制他。不知谁走漏了消息,薛伟从此与王炳章结怨,闹得不可开交。“倒王风波”就是他与胡平等人策动的,他们逼王炳章把我们给“民联”的秘密经费账本交出来,王不交,他们就要他下台,最后竟把王炳章这个《中国之春》的创办人开除出组织,从此“海外民运”走向瓦解。

颜万进:薛伟这个人劣迹斑斑,厚颜无耻,常自称“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与胡平、刘青狼狈为奸,热衷于内斗和造谣诽谤。我听“港支联”的人说,薛伟的姘妇叫张菁,两人在香港及来台湾活动时都在酒店开房奸宿。张菁挑唆徐水良诋毁鲍戈、王炳章。

薛石民:“国安局”在“民运分子”中选择合作对象时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对王丹很满意。阿扁总统提出“一边一国”论那阵子,中国对台湾文攻武赫,吓得民众以为共军就要打过来了。这时王丹配合我们搞文宣,说中共正在忙于开“十六大”和内斗,根本顾不上台湾。他呼吁民众不要怕,要支持陈总统。王丹看到两岸军力失衡对台湾非常不利,便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和我们一条心。

颜万进:可是薛伟、刘青却反复向我们说,王丹政治上不成熟,是“墙头草”,虚荣心强,没有真才实学,而且是一个同性恋者。有一次竟不怀好意地说,王丹经常去台湾是“找男人操屁股”的。我听了非常生气,警告他们今后不准对王丹的私生活说三道四。

薛石民:“民运分子”受共产党教育,骨子里总有“大中国情结”。他们向我们要钱,知道讨好我们,于是也批判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说“主权高于人权”,但是,一旦两岸出事,仍有可能会出卖我们。所以“国安局”制定了八条原则:“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民运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颜万进:我觉得曹长青、阮铭、王丹、王军涛、胡平、林保华、张伟国、刘晓波、焦国标、张林等还是靠得住的。刘晓波有句名言“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张林也写文章说“这条黄河应该干枯,这个国家应该解体,这个民族应该绝种”。

薛石民:你太书生气了。他们中国人都很狡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可不防。我们不怕他们公开反对台独,就怕他们背地里捣鬼。记得那次鲍戈在《星岛日报》上批“一边一国”,指责我国对赛尔维亚足球队搞“妓女外交”,是侵犯台湾妇女的人权。我们立刻打电话给刘青和薛伟,要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谁料他们各怀鬼胎,两边都不得罪人,只是在私下场合说一些鲍戈坏话,结果不了了之。

颜万进:阮铭不错,他在《南方快报》专栏回击鲍戈,指出“反台独就是反台湾”,“反台独就是反民主”,鲍戈是“中共在纽约的代理人”。后来鲍戈又搞了一个“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的组织,提出要“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

薛石民:“反独促统”?跟北京“国台办”唱一个调!你不知道,如今“民运分子”都很会投机,他们一会儿争先恐后地祝贺阿扁当选总统,庆祝民进党赢了大选,可是,一会儿又跑去祝贺马英九当选国民党,指望有朝一日民进党败选,马英九当总统时也能给他们钱。国民党现在搞“联共卖台”,看北京脸色行事。为了讨好共产党,总有一天“民运分子”都会被他们抛弃。魏京生不就已经被甩了?

颜万进:台湾有一些“统派”分子跟共产党没什么两样。我们邀请曹长青、王丹到台湾来演讲,讨论“一边一国”,可是,统派分子居然殴打曹长青。太嚣张了。而在“海外民运”那边,鲍戈也动不动就骂薛伟、刘青、林樵清是“台湾特务”,还打了徐水良。

薛石民:鲍戈从前在中国搞对日索赔,是一个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无可救药。好在“海外民运”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他休想得逞。项小吉是鲍戈的死对头,他反对鲍搞对日索赔,他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还有北明和远志明,他们都撰文认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正义行动”。胡平也曾为北约炸毁中国使馆辩护过。焦国标也写文章说,当年韩战时期美军应该“直捣北京城”。

颜万进:近来中国和俄罗斯搞联合军事演习,明摆着是威胁台湾。王丹为此一连赶写了好几篇稿子,比如《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中国很可能走向军事强权,威胁世界和平》,说了我们要说的。

薛石民:曹长青说,王丹、胡平、林保华、阮铭写东西老是相互抄来抄去,大同小异,还一稿多投。而那个魏京生,他只会说“山东也可以独立”,根本写不出东西。他拿了我们的钱,在美国马里兰买了别墅和庄园。这些年来我们在“民运分子”身上,差不多花了十几亿新台币,不算少了。我们还以“校友会”向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捐款的方式,让王丹等“民运分子”不经考试而拿到美国学位,或聘为“访问学者”。

颜万进:他们中有些人英文实在不行,在美国的大学里混不下去,于是我们的“中央研究院”及“大陆研究中心”就聘他们当“研究员”,或安排到电台和报社当“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吾尔开希、阮铭、王丹等都得到过这种待遇。

薛石民:大陆“民运分子”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被聘为“时事评论员”,或者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资助,都得靠我方负责台美关系事务的人士热心推荐。我们还曾支持他们整合“海外民运”,召开“合并大会”或“联席会议”,设立网站,出版刊物,成立“研究中心”和“基金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协助我国拓展国际空间,为台湾发声。有时我们还颁发“杰出民主人士奖”或“杰出新闻工作者奖”以资鼓励。

颜万进:据我知道,几个立场可靠的“民运分子”,都被“台湾会馆”、“中华公所”、“华侨文教中心”邀请去演讲过,并受邀出席“经文处”的国庆招待会,有的还受到阿扁总统的亲自接见和嘉奖,其中阮铭还被聘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薛石民:我记得,阿扁总统曾接见过王丹和贝岭,吕副总统曾接见过林保华、杨月清。其他“民运分子”,如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谢万军、石磊等,也在民进党执政后被安排来台与我们会面。唐元隽在台湾时间较长,受过我们的直接指导,他去美国之后主要协助洪哲胜和薛伟工作。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都敢于在网上批鲍戈,干得很棒。可是谢万军、石磊没动静,碍于情面,今后我们不会再请他们。

颜万进:批鲍要把握分寸,最后不要弄僵。伍凡诬赖鲍戈拿了“民联阵-自民党”一万元工资,结果激怒鲍戈,扬言要到“经文处”抗议,后来被林樵清劝阻。徐水良、张菁、阮铭、纪晓峰说鲍戈是“共谍”,结果起了反效果,鲍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

薛石民:在“民运分子”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报纸上看到鲍戈出狱返回上海的新闻。当时他向美联社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力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以后的政治活动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立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世界日报》在第一版正中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当时我看过后吃了一惊,以为大陆好像要“变天”了。

颜万进:自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以来,大概这是头一次有人公开说这样的大话。此人真狂妄,胆子不小。许多“民运分子”在国外说自己如何反共,但他们在大陆时究竟是什么人却不得而知。有些在大陆公开搞对抗的人,其实都接受外国资助和指使。

薛石民:对,魏京生、王丹就是这样的。那个叫吴弘达的,经常吹嘘他因反共而被判了十九年,但实际上他是因为偷渡、盗窃及猥亵妇女而被“劳动教养”过两次,释放后“留场就业”。美国方面称他是“勇敢的斗士”,并为他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是,这位“勇敢的斗士”在被捕时却什么都交代,还写了“悔罪书”,并承认那些“劳改产品”其实是从乌鲁木齐街头集市上买来的。大陆的电视上播出吴弘达认罪的镜头,丢尽了“民运分子”的脸。

颜万进: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最讨厌“民运分子”撒谎。以前薛伟一直对外界说《北京之春》没拿台湾的钱,还假惺惺指责“共谍”造谣,结果他自己后来向媒体说台湾“军情局”给了他们两亿新台币,要他们每年收集二百五十件情报。这个强奸犯坏透了!

薛石民:还有人指责杨周、王军涛、魏京生、王丹、刘念春惯于撒谎。这几个都曾自称“狱中病危”,要求“保外就医”,还呼吁海外营救和捐款。结果他们出来后,却根本没什么大病。他们这样做,以后还有谁会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民运分子”要诚实,扯谎无济于事。鲍戈出狱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劳教所强迫犯人生产印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字样的阿迪达斯足球,引起轰动。后来韩立法、杨勤恒释放后都说确有此事。

颜万进:我也记得此事。世界杯赛开幕那天,鲍戈跑到澳门开记者会,起诉阿迪达斯公司,再次造成轰动。吴弘达害怕鲍戈影响太大,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便散布流言说鲍戈造谣。试想,倘若鲍戈所言不实,当初在上海时公安就可以再抓他,况且当局至今未否认。

薛石民:这个吴弘达一贯信口雌黄,只能骗骗美国人。他腰缠万贯,在美国拥有豪宅,而当鲍戈到美国时,他非但没接济过一分钱,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封杀。美国那边,另一个排斥鲍戈的人是刘青。由于鲍戈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呼声”组织,刘青担心“亚洲人权观察”会重视鲍戈,日后替换他。此外,刘青还把卢四清看作威胁,不断提醒我们说卢四清是“共谍”,要求我们不要资助卢先生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颜万进:吴弘达和刘青是一路货色。“民运分子”不争气,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搞内斗上,最后闹得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伤不了共产党一根毫毛,还使台湾被白白骗去十多亿新台币。他们有了钱就去赌,就去嫖,有人说刘青在美国的赌场里已经输了七十多万美元。

薛石民:每年“民运分子”纪念“六四”都要我们给钱,这个来要了之后,那个又来要,从不一同来要。大陆总理李鹏访美那阵子,魏京生说要发动几千人示威,还要组织一百辆车的车队游行。我们把钱给了他们之后,结果一辆车的影子也没看到,他们连同记者加上一些申请庇护的人,一共才找来五十人。人数这么少,而他们却还聚集在街旁的花园里相互攻击,对骂“特务”。到后来只有藏独团体冲着李鹏的车队高喊“中国从西藏滚出去!”

颜万进:这些人除了说“中国五年之内要奔溃”、“中国很快要爆发金融危机”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新鲜的。王军涛、陈破空最近又搞出个“宪政之友”,你看吧,到头来还是一个空壳,说他们联络了多少人,要我们往里面抛钱,可是永远也看不见任何成效。

薛石民:陈破空也是一个无耻之徒,满肚子坏水,有缝就钻,连姓名都是假的。“民运分子”每年都会成立五六个新组织,可是我们往名单上一看,还是那么几个人。他们每个人的名片上都印着十几个头衔,其实他们全部加起来才八、九十人。这个“党”的,那个“会”的,往往都只有一、两人,名单全是编的,好多人被盗用了名字还蒙在鼓里。他们斗来斗去,如今大多成了冤家死对头,根本不可能再“整合”起来了。

颜万进:本来人就少,还这一派、那一派的,斗个没完。据说他们现在开会担心没人去,便向一些移民事务所打招呼,求他们帮忙找一些申请政治庇护的客户来“充实会场”。还有,他们与法轮功搞合作,也主要是请求大法弟子们来“充实会场”。

薛石民:“民运分子”租会场、住酒店、乘飞机、请吃请喝,自己从来没掏过钱。我们给的钱少了,他们就反过来咬我们。薛伟和钱达还向《自由时报》说,如果台湾停发经费,他们将公布更深一层的“内幕”。真是一群疯狗。以前他们说“北美自由论坛”经常出现揭露他们的文章,我们就把它关了,可是,现在互联网上到处充斥谩骂他们的文章,而且我看后觉得都是“民运分子”相互揭短、挖疮疤,没拿到钱的把拿钱的当攻击目标。

颜万进:我也早就看出来了。从我们这里拿钱的“民运分子”,都不想让别人拿到钱,巴不得参与项目的人越少越好。一些人成了大款,另一批人沦为穷鬼,双方矛盾日益加深,象个火药桶子,一见火星就爆炸。我们确实很为难,无法解决得了,就随他们去吧。

聚焦“海外民运”在台湾问题上的尖锐冲突



赠 王 丹

朝求台湾财,
暮伴台男睡。
至今吃六四,
全靠广场鬼。

---- 封从德


民进党邀同性恋者王丹到台北挺“废统”激怒海外民运
聚焦“海外民运”在台湾问题上的尖锐冲突

● “只有李肇星生气”的怪话让王丹无地自容

2006年3月8日,台湾“陆委会”在“立法院”提议,将北京《反分裂法》颁布之日定为“反侵略日”,并表示要推出一部《反侵略法》。然而当天出版的台湾《联合报》却以《扁废统也废掉台独人气,绿营318游行抓不到“壮丁”》为标题,披露民进党内部人心涣散,吕秀莲、游锡坤、苏贞昌等深感忧虑。眼看情势不妙,民进党特意安排“民运人士”王丹、胡平以“外国友好人士”的身份到“立法院”演讲,为不久前陈水扁终止“国家统一纲领”(“废统”)站台鼓气,抗衡外界反对声浪,激励岛内台独士气。

王丹,愿北大一年纪学生,“六四”期间接受境外资助,不断向学生组织传递幕后操纵者李淑娴等人的指令,后遭通缉和判刑,1995年又因接受境外机构指令联络国内民运人士和分发援助金而再次被判刑,1998年获准赴美治病,获得台湾情报机构的专案资助,公开从事反华活动,反对香港“一国两制”,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支持陈水扁废除“国家统一纲领”。

令人诧异的是,王丹在“立法院”发言时,居然无视“废统”业已引起中国和美国的强烈谴责,岛内过半民意反对,以及反对党要罢免陈水扁的事实,而鼓吹什么“终统”不会引发很大的冲突,美国也不至于有太强烈的反应,台湾不必担心两岸关系有“实质变动”。最后,王丹还一鸣惊人地说:“至于‘终统’一事,除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之外,其他人并不生气。”

次日,王丹、胡平等人受到“陆委会”主委吴钊燮的亲自接见。王丹向吴钊燮表示,美国与台湾在“推动”中国民主化上,有共同利益,他希望台湾当局加强与“民运人士”的制度化联系。王丹和胡平分别是《北京之春》杂志社(“北春”)的社长和主编,据台湾《自由时报》和《中国时报》披露,“北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当局收集的250件情报,为此台“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3月8日王丹在“立法院”支持“废统”的消息传至美国,“民运人士”王希哲气得脸色铁青,当即写了一遍《王丹,你又错了!》的公开信发表于网上。王希哲严肃地指出:“王丹,在为台独张目的言论上,你错过几次。我批评过你,你诚实地接受,怎么这次又错?(对于‘废统’)你怎么知道‘其他人并不生气’?你不生气可以,你怎么代替人家说话?除了李肇星他老李生气,我老王生气没有,你知道吗?你作为一名中国人不但不生气,反为其捧场,站到了反对‘终极统一’的立场,更是错误的。”


王希哲,原是广州文革造反派,因收听台湾敌台和张贴大字报而被判刑,1996年台海危机之际,王希哲发表反对大陆武力威慑的“双十声明”,并在台湾情报人员的帮助下越境逃离,一到国外便声明要加入台湾国民党,宣称“拿台湾的钱收集情报很光荣”,此后经常站在台湾“蓝营”立场抨击追随民进党的“绿色民运”王丹等人,1999年还曾以诽谤起诉民运人士魏京生。 

王丹顿时慌了手脚,马上抵赖和狡辩,拼凑出一篇《王丹对于台湾问题的几点声明》作为回应。这个同性恋者说:“我的原话是说‘在中共政治局内部,对于处理终统事件的意见分歧很大,除了李肇星,看不出别人很生气的样子’。”

王希哲一看火了,当天又发表《驳王丹先生无力而可笑的辩解》,直戳王丹的要害。他写道:“世上的事真无独有偶。陈水扁要把自己‘废统’的话吃回去,便说那是媒体的报道有误;王丹要把自己在台湾为‘废统’打气的话吃回去,也学会了说,那是媒体报道的有误。怎么如此的青出于‘绿’而胜于‘绿’?好家伙,王丹这回‘应民进党之邀在立法院演说’,没别的,原来是去公开卖弄他掌握的中共最核心的机密情报的呀!”

接着,王希哲又指出:“王丹,你的记性并不好。我曾批评你跟着绿党骂国民党是‘外来政权’不妥,你不承认,说你决不会这样骂,竟向我要证据。我把你的白纸黑字给你了,你才说‘哦,有这个事。我自己不记得了!’这回说话才几天?你又‘不记得了’吗?一个人政治人物的立场,最重要的,不在于他说过什么,而是看他事实站在哪一边。在岛内外中国人民反对台独斗争的每一个严重关头,王丹,你曾经站到过一次反台独力量的一边没有?每一次,你从来都站在台独势力的一边,为其张目,为其辩护,为其阴阳怪气地站台,这难道不是事实?这难道还不是你事实支持台独立场的证据?”

最后,王希哲质问王丹说:“台湾‘立法会’请你,‘陆委会’请你,民进党‘中常会’开会也请你,倘若你不支持台独,台独会那么爱你?你姓王我也姓王,怎么台独就偏欢迎你王而不欢迎我王?难道你那么福气?这次陈水扁‘废统’,除了台独分子外,全中国人批评,美国批评,怎么就不见你王丹批评?在这斗争的严重关头,你不批评,还去为‘废统’站台、作证、背书,为他们打气说‘废统不会有什么强烈反映’。”

其实早在2002年8月,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解放军为此加紧抢滩登陆军事演习,台湾朝野高度紧张之际,王丹也曾突然现身台北。8月11日,王丹在座谈会上分析局势,认为台湾是“太多虑了”,呼吁在座要支持陈总统。当时王丹也是这般阴阳怪气地说:“北京当局目前正忙于‘十六大’的高层人事布局,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几年以后,目前在台上的中共高官会有多少人继续留在政治圈都没人知道,台湾实在不必在这方面花太多心思。”其腔调和伎俩同这次支持“废统”如出一辙。


● “无与伦比的喜悦”曾经冲昏了魏京生的头

听到王丹、胡平打着“民运领袖”的幌子到台湾“立法院”去支持“废统”的消息,“海外民运”象炸开了锅一样热闹,有的还把网上流传甚广的《王丹到台湾卖屁股,费尽心计向陈水扁表忠心》一文打印下来传真给别人看。这时,沉寂多年的魏京生终于坐不住了,3月8日也上网发表了一篇《心血来潮讲点民运和台独关系史,以正视听》的文章,向外界证实台湾当局收买“民运人士”为台独帮腔并非中共造谣,而确有其事。魏京生指出,台湾当局一方面百般吹捧和豢养那些配合台独的“民运人士”,把他们包装成“领袖”,并使之“乍富”,甘心当走狗,而另一方面则对那些不支持台独的“民运人士”进行“修理”(即诽谤、排斥和孤立)。

魏京生,原是文革激进造反派“联动”成员,1979年因向外国人出卖情报和张贴大字报而被判刑,1994年又因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和向境外组织索要经费而再次入狱,1997年获准赴美治病,此后一直从事反华分裂活动,反对美中贸易和北京申奥,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呼吁日本加强美日军事联盟对抗中国崛起,并向李登辉说“山东也可以独立”。


魏京生写道:“民进党立场鲜明,只反对不支持台独的民运,只收买支持台独的‘民运’。这种政策即坏了‘啥啥领袖’的好名声,又帮了中共统战部的忙。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基本看法就是;民运都是些要饭的,支持台独就给钱,不支持台独干嘛给钱。‘不见兔子不撒鹰嘛’,可以理解。为了大道理咱就假装看不见那些乍富小人的嘴脸吧。我理解但是不能和外人说的是----为了使民运统一支持台独,他们得帮‘啥啥领袖’创造条件。一张脸拿出来拍或激那些支持民运的人去支持台独,这时候像小猫叫得一样温柔;另一张脸拿来修理那些不支持台独的民运人士,特别是那些公开反对台独的民运人士(如王希哲先生等)。阴阳脸儿遮起来的时候,甚至可以放手修理那些不支持台独的民运人士。哪怕你帮台湾说过话也没关系,反正遮着脸哪。”

魏京生、王希哲原先都是“帮台湾说话”的人,因为实在忍受不住台湾当局控制“民运人士”的下流手段,如今都被逼反了。1999年12月,魏京生曾公开向李登辉表示“山东也可以独立”,台北方面为此特意让“北春”出面为他张罗“民运联席会议”,封他当“民运领袖”。2000年5月陈水扁即位“总统”宝座时,魏京生还曾发去一封题为《与陈总统分享无与伦比的喜悦》的贺信,信中与阿扁称兄道弟。王希哲也曾对台湾充满向往,1996年刚踏足美国,便公开宣布要加入李登辉的国民党。2005年王希哲与徐文立筹备“民主政党联盟”时,为了表达与台湾的合作意愿,特意让“北春”经理王元泰(化名“薛伟”的台湾间谍,台独藏独分子)当秘书长。可是,他们都没料到自己最终会落到被民进党当局打入冷宫的尴尬境地。民进党如今找到了更称心的“合作者”----阮铭、王丹、王军涛、林保华、曹长青、刘晓波、胡平、陈破空、纪晓峰、贝岭等。

王希哲的《王丹,你又错了!》、《驳王丹先生无力而可笑的辩解》两篇文章撕光了王丹的画皮,让台湾当局操纵“海外民运”的机制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王丹在洛杉矶市的同志男友蒋品超见状跳了出来,也写了一篇《政治是一种影响力----为王丹等朋友就王希哲言论致民运人士》张贴在互联网上,进行反击。蒋品超指出:“政治是需要影响力的,而影响力是建立在对某种事物各自共有的彼此利益的基础上。”他认为,王丹与台独有共同的利益,通过双方的结合可以形成“政治影响力”。他毫不含糊地点出王丹支持“废统”是为了从民进党当局那里获得“利益”和“政治影响力”,从而彻底否定了王丹原先经常自我标榜的“无欲则刚”。

针对王希哲质问王丹“你姓王我也姓王,怎么台独就偏欢迎你王而不欢迎我王?你那么福气?”之说,蒋品超冷嘲热讽道:“王希哲实在大言不惭,如此自比,也不想想人们望此言会掩口而笑。不说影响力,单就你性格中的无聊捣蛋不以正事为业,台独欢迎你不是白痴才怪。要知道不管他台独是装还是闹,至少一点,在他们那里台独的口号是他们赖以在台湾社会立足的基石!难道他把你这种角色弄进去添乱、砸自己的牌子?”接着,蒋品超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古话说‘无欲则刚’,现在王希哲可以说自己对台独没有欲望,确实如此,因为王希哲无能力让自己对台独产生欲望,原因是台独对你已无欲望。”


● “斩断台独逃亡路”暴露了鲍戈的反台心态

台湾当局其实并不要求“民运人士”直接表态支持台独,只要求他们在具体行动上积极配合,比如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抗议北京颁布《反分裂法》,谴责大陆拘捕涉嫌台谍案件的外国侨民,呼吁“六四不平反,两岸不统一”,等等。在统独问题上,台湾当局要求“民运人士”至少认同“两国并存”,或者未来只能以“邦联”形式维系;而在理论方面,则要求“民运人士”批判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淡化中国人的“主权意识”和“国家认同”等观念。不过,由于台湾当局的控制手段过于粗暴和势利,难免引起“民运人士”的反感。近年来“民运人士”公开反独的事件时有发生,比如鲍戈参加统派集会,徐水良批胡平,王希哲批洪哲胜及王丹,魏京生批林保华、郑毅批民进党等等,其中尤以鲍戈的活动最为突出,多次被新闻媒体报道。
鲍戈,80年代发起民间对日索赔运动,1989年被定性为上海地区“六四”要犯而被捕,1994年又因倡导民主修宪运动和创立人权团体而被判劳教,释放后当即宣布要成立反对党,并声称在狱中被强迫生产法国世界杯足球赛的比赛用球。1997年中美首脑会晤次日获准赴美,此后,又因抨击反华势力操纵海外民主运动,而长期遭受台湾情报人员的诋毁和封杀。

2002年6月1日,《世界日报》发表鲍戈赞扬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伍佛维茨表示反对台独的公开信。鲍戈在致函中称,“长期以来美国对于台海两岸的政策多被曲解为倾向于同情台独势力和为其撑腰,同时亦有人不断煽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敌意,这使得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变为负面,以致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的做法都也被解读为‘反华’。中美愈对抗,愈助长中国政治保守势力抵御西方价值观,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两岸成为现代战争的策源地。”鲍戈指出,台独将毁灭台湾,而决不是“保卫台湾的民主”。他说:“台湾只有融入中国社会,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够在全中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同时它的经济发展潜力也不会衰竭。”

同年6月4日,鲍戈在纽约纪念六四的集会上宣布成立“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提出“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的十六字方针,公开与刘青、魏京生等人决裂。当时《星岛日报》以《六四纪念首现“双胞胎”,“台独”分歧成决裂主因》为题报道了这一冲突。鲍戈向记者解释说,在海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很难避免外部势力以他们的价值观来误导海外民运,比如台独势力、藏独团体以及美国的一些反华人士,总想插手民运,让民运为其所用,某杂志社(即“北春”)亦曾盗用民运的名义与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另外还有人跑到台湾前总统李登辉面前投其所好,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对海外民运造成负面影响,这也是他们这一方所不能接受的。鲍戈说:“既然大家政见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扬镳,各行其是。”

台湾当局获悉后很快做出反应,由“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在台湾《南方快报》上发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运》一文,直指鲍戈是“中国政府黑手”。阮铭写道:“纽约双包案的重要动向,是中国正在采取分裂海外民运和对台‘反独促统’互相结合的策略。亦即两个分裂:从内部分裂中国民主运动,从内部分裂台湾国家认同。‘反独’即反台。台湾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从未受共产中国统治,不是中国的一部份,也不是美国或其它任何国家的一部份。台湾受荷兰、明郑、满清、日本、中国国民党外来政权统治的历史已经终结。联合国或其它外国不承认台湾,那是联合国或其它外国的历史错误。不承认客观事实的驼鸟政策并不影响客观事实的存在。台湾不受任何外国统治的独立存在既然是一个事实,所谓‘反独’就是图谋改变台湾独立存在的事实,‘反独’就是反台。‘反独’即反台!”

8月10日,鲍戈突然出现在纽约侨团欢迎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王津平访美的餐会上,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喝斥台独分子“把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的身家性命捆绑于战争的火药桶上”,引起会场哗然。鲍戈还呼吁,在关键时刻,台湾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独势力进行搏斗,对“挑起战端的台独分子”绳之以法。《星岛日报》指出,“这是陈水扁总统8月3日提出‘一边一国论’之后,大陆持不同政见人士首次公开发表反台独言论。”

报道透露,鲍戈在会场上说:“台独势力为了媚日求宠,竟感谢日本侵略中国、蹂躏台湾和签订《马关条约》,还公然诬蔑被日军强征的台湾‘慰安妇’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湾势力又为了拉拢所谓的‘友邦’,竟然对‘友邦’的足球队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顾台湾妇女的人权。台独势力对外不惜盗用台湾纳税人的血汗钱,秘密收买美国、日本的政客来对付祖国大陆,而对内则对于主张和平统一的人士进行辱骂、诬陷和殴打,诬蔑他们是‘投共卖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讲什么人权吗?”

最后,鲍戈呼吁道:“台湾民众要坚决抵制台独势力肆意挥霍岛内资源搞军备,勾结外国进行以武拒统,最终导致岛毁人亡、生灵涂炭的惨剧发生。”他疾言厉色地说,“在关键时刻,台湾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独势力进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战端的台独分子将财产转移国外,或逃往外国寻求庇护,要果断地对他们绳之以法,以绝后患,把两岸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透过这些充满火药味的言辞,其强烈的反台心态已暴露无余。

一边是王丹、胡平、王军涛、曹长青等著名“民运人士”频频登陆台湾,为“废统”、“公投”捧场站台,而另一边则有鲍戈、王希哲、杨周、张英、郑毅、黄济人、阮杰等著名“民运人士”先后表态反对台独,的确是一种令人深思的奇特现象。二十多年来台湾当局为了控制“海外民运”,已投入了数十亿元新台币,而如今“海外民运”却出现如此严重的失控局面,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认为是适得其反。

刘敏仪
Mar. 16, 2006

魏京生的巴黎艳遇和机场风波


魏京生(右)虽然没什么文化,却懂得把西方反华女政客当作猎物,总是在各种场合不失时机地向她们谄媚一番。


魏京生被身边的台湾间谍们玩弄于股掌


魏京生经常往返于美国与欧洲,唯独这次遭巴黎警方留难,被禁止登机返美。这件事发生得实在太突然了,以致于烟蒂从他手指间滑落下来,掉在行李包上烫了窟窿,他也全然不知。

魏一怒之下,将事件告知记者,扬言要让巴黎警署“得到教训”,并亲眼看一看冒犯他的警官被撤职时的狼狈相。当然,他心里还打着另外一种算盘:利用新闻的炒作来挽救自己日渐寥落的“知名度”。他怨恨此行处处未获恰当的礼遇,尤其在 6月27日波兰的人权会议上,竟没有记者愿意采访他,倒是一旁后脑勺扎一条辫子的寥大文,反而或多或少地被陌生的目光所追逐。

从机场塔拉着脑袋走回来的魏京生,又倒楣地听到全巴黎最矫柔造作的妇人玛丽在沙发上奚落他:“你这么做的结果,按你们中国人的说法,叫‘弄巧成拙’。”著名的玛丽女士,也是全巴黎唯一能够在卧房里用拿破仑酒灌他,并投以得意的眼神,打量他上吐下泄的样子的一位。

真是毒妇烂舌!事情果然一再令他陷于窘况:美国移民局对魏京生的入境请求极为冷淡,竟罕见地拖延了两星期之久,从而普遍地让人注意到魏京生今非昔比的寄篱生涯。华盛顿官员解释说,国务院不清楚魏到底持何种证件。这种说法等于明示魏不在国务院所关注的人士之列。更令魏京生难堪的是,那些侨居巴黎与美国的海外民运人士们,非但无一向他伸援手,反而还嘲讽有加,甚而幸灾乐祸地传播关于他“参与贩毒”的流言。落到这种地步,往常罩在魏京生身上的“民运领袖”的纸袍,仿佛一下子被巴黎机场的疾风撕扯得无复掩体。

在魏困滞巴黎期间,网上各中文论坛忽然风行起苏嘉宏的观察文章《海外民运抛弃了文革打手魏电工、王锅炉》,通篇指摘民运中最招惹非议的人物魏京生和王希哲。网上更有诗云:“朝辞北美骂声间,千里巴黎料难还。两岸民运笑不住,电工已落万重渊。”据传,那几天里,纽约民运界还摆宴狂欢,就连国民党背景的人士也传耳语曰:“台湾承认捧错了人”。

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总算过去了。当灰头土脸的魏京生返回华盛顿时,美国人虚伪地露出牙齿表示,他仍可以自由出入美国。不过,魏京生余怒未消,因为巴黎警方直到他踏上舷梯的那一刻,仍在刁难于他,故意盘问良久,还朝着他的背影骂他是“猪”,一丁点儿也看不出有谁会因冒犯他而受处分的迹象。这笔账以后再算!不过话说回来,若不是美国人在捣鬼羞辱他,法国方面又何至于此呢?魏京生毫不掩饰地向台湾中央社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心情----他说,这件事必定有“特殊背景”,因为华盛顿有人一直不喜欢他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贸易最惠国待遇。至于这一“背景”,他发誓“一定要追究清楚”。

在华府郊外一栋豪宅的客厅里,那位先前在波兰抢了魏京生的风头之后、早早回到华盛顿的神秘女郎寥大文,懒洋洋地放下《世界日报》,侧身转向正在一旁呷咖啡的海军中校丈夫,说道:“那位你上回见过的魏先生,他今天在中文报纸上说要追究美国不让他返美的背景。我看,你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白宫。”中校耸了耸肩,走到窗前撩起帘幔,调侃道:“我可没疯哇。就让这头蠢猪去自撞圈栏吧!”

想必厌烦魏京生总爱将自己的一切琐事都打上政治印记的,一定大有人在,国民党海工会情报员林樵清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精明过人的台湾情报界骄子惯于以接近魏京生胞妹魏玲的方式来获取诸如魏的去向、魏与某人的过结之类的消息。他敏锐的直觉很快得到了印证----在不停地回旋、变幻着的镭射灯光下,一只手搭在他肩上、笨拙地移动着舞步的魏玲,喃喃道出了真情:由于魏京生这次向移民局申请临时“回美证”的理由是前往波兰参加人权会议,所以按规定只能他从波兰径直登机返回美国,不得转去第三国。然而这项限制对急于抽身赴巴黎幽会风姿绰约的老女人玛丽的魏京生来说,就形同一纸空文。一番巫山云雨过后,他在巴黎机场那里碰了壁。

林樵清在给台北的报告中写道:魏经常借着赴欧洲开会之名转去巴黎幽会玛丽,长此已往,那些给魏提供经费的基金会多有抱怨,而魏却未加理会。去年 7月间魏向基金会要求增拨专款,以供他往法国参加抗议大陆领导人江泽民10月访欧的示威活动之开支。魏得钱后提前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飞赴巴黎,直抵玛丽的私宅,一连三周未与当地民运组织联系。据魏玲称,这一年来,魏在欧洲逗留的日子似乎多过美国,而每次去欧洲,必赴巴黎。

年过五十、会讲一口中国话的法国女人玛丽,可以说是魏京生的老相识了。1978年她在北京初次见到魏,那时,她是法国驻华大使馆的三等秘书白天祥的夫人,而魏则是北京动物园的一名电工。魏的父亲魏梓林在解放军后勤部任要职,手头握有一批官方“红头文件”,有些还印有“机密”两字。魏每次冒着风险将这类文件递交给法国大使馆时,三秘先生照例会支付他一笔酬金。过了不久,北京西单墙那边出现了群众围观大字报的热潮,时称“民主墙运动”,吸引了大批外国记者前去拍照、采访。在这种场合里,好出风头的电工向来不甘示弱,他一边张贴大字报,一边穿着军装让记者照相----据说,这套军装是他从部队退伍时留下的,此后一直穿在身上往动物园上班,以示自己与其他的青工身份有别;不过,早在当年他加入最激进的造反派组织“联队”的时候,就已习惯套上父亲的军装去参加“抄家”之类的突击行动,并甩动着皮带,教训顽固不化的臭知识分子们。玛丽有幸拍到了几张魏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肖像,并一直保留至今。在她的相册里,还有一张魏穿着军装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照的,由魏的家人送到她手里的照片。记得当时魏家请求她无论如何设法呼吁西方政府全力援救魏京生,并帮助魏的胞妹魏姗姗出国。

“民主墙”受整肃后,魏京生被北京法院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和反革命煽动罪判处十五年徒刑。玛丽和白天祥将魏的大字报手稿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交由法新社率先发表,使魏的名字从此出现在西方的报刊上。去年10月,白天祥在接受《费加罗报》的专访时,客观地对已获自由的魏京生重新作出评价。白天祥指出,他不同意魏遭当局诬陷的说法,因为在法庭出示的录音带里,清楚地记录了魏向外国记者出售有关中越战争官方文件时的谈话,而那份文件在当时尚被当局列为机密。《费加罗报》用大篇幅来引述这位法国前驻华外交官的话来澄清以往鲜为人知的事实,其中包括魏京生并不光彩的一面。该报道称,魏与“民主墙”的民主斗士们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他一味热衷于迎合西方人士来谩骂自己的国家,还将自己油印的小册子《探索》以三美元一本的“天价”向他们进行兜售。

在魏被捕后的十余年漫长岁月里,世事发生沧桑变迁。如今的玛丽已是白天祥的弃妇,替代她的是一名中国女画家李爽。往昔她同三秘的浪漫爱情,连同她脸颊上的青春红晕一起,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打从在巴黎重逢故人魏京生,玛丽仿佛觉得自己突然间又回到了遥远的年代。她伸出干枯的臂膀搂住电工已经发福了的腰身,似乎她搂着的是那流逝的青春华年,以及往昔那段铭心刻骨的恋情。她把自己从前对三秘俊郎所做的一切,又一遍遍在电工身上重演,甚至还不合时宜地穿起了少女的短裙,故作娇喘,以致引来旁人的侧目。有时她会以少女般的任性口气在电话里命令电工从某次会议中途退出,而仅仅为了要他陪她去选购一双时髦的高跟鞋,或去看一部老片子。当魏玲一件接一件数落魏京生的这些秘辛时,林樵清笑得直不起腰来。

电工先生的日益显露的浅薄、骄狂与浮夸,早将西方原先的同情心消弭得所剩无几,林樵清戏虐道:“巴黎警察从机场里拎出来的是一只落光了羽毛不如鸡的略嫌肥腻的癞皮凤。”对于魏京生在香港《苹果日报》上自吹自擂,声称自己 5月20日在台北会场上如何受到各国政要的“注目礼”的那篇文章,林樵清作为在场者之一读罢啼笑皆非,连连摇头。他说:这次去台湾参加陈水扁的就职典礼的魏京生,是他历年所见过的赴台民运人士中最受冷落的一位。就连此次随薛伟一同去观礼的张菁,亦入宿五星级宾馆,极尽奢华----这对交颈而栖的野鸳鸯在台北的政要圈里,才真正算得上“风光无限”。



胡安宁
07/29/2000 NY

曹长青:台湾经费和民运腐败

曹长青如今俨然是台湾“绿营”的喉舌 在频频向“蓝营”开火之余 也不忘对海外民运大加挞伐抨击《中国之春》、《北京之春》、“中国人权”等组织严重贪污腐化


[ 編者按:曹长青先生写于2002年的这篇文章有严重失实之处,那就是所谓《北京之春》来自“台湾的钱已经停了”,转而向美国要钱了。其实,台湾从未停止过对《北京之春》公开或秘密的资助。据媒体报道,台“军情局”设立了“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分别资助《北京之春》社长王丹和主编胡平所管辖的情报网络,而“台湾民主基金会”也定期给《北京之春》寄出支票,主要用于会务、交际、差旅等方面的开支。2006年,陈水扁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被迫向台北“地检署”招供,他曾将20万美元的“国务机要费”分两次给了男同性恋者王丹。可是,《北京之春》经理薛伟却公开声明,说“根本没有见过这笔钱”,而且,王丹身为“社长”从来不上班,却每月从《北京之春》领取500美元的职务津贴。王丹近年来到处游山玩水,海边度假,频繁出入台湾、美国的“同志”酒吧寻欢作乐,买名牌服装和化妆品,定期去美容院护肤,以及访友会客的应酬等等,是否已把“国务机要费”挥霍殆尽?反正,这是一堆谁也无法查清楚的烂账。谁只要敢提出要查《北京之春》的账,查王丹的账,他们就会立即甩出一顶“中共特务”的帽子扣上,吓得大家都不再作声。“民运”所谓的“机密”,多半就是为了掩盖贪污腐化。王丹等人整天说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谎话,还能够骗得了谁呢?]



台湾经费和民运腐败


曹长青


台湾到底给了海外民运多少钱,一直是个谜。最近报上披露说,过去20年,台湾给了纽约的民运刊物《北京之春》800万美元(平均每年40万);并报道说,台湾方面已决定停止拨款,而导致这家杂志要关门。我看到这些报道後第一个反应是,台湾方面早就应该停止这种黑箱作业,而这家杂志早就应该关门。理由主要有两个:

第一,台湾经费和民运腐败 作业,导致民运腐败。

《北京之春》的前身是《中国之春》,20多年前由一批中国异议者在纽约创办。过去这些年中,这本杂志曾多次发生内斗,多次把官司打到美国的法庭。在1993年那次官司中最後“庭外和解”,《中国之春》的原班人马让出了杂志名称,但没有让出台湾给钱的渠道,在纽约办了现在的《北京之春》。《中国之春》则由另一伙人在旧金山继续办。

两家杂志都靠台湾方面的资金运作,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到底拿了多少钱,外界根本不知情。据内部人透露,台湾方面只单线和《北京之春》的个别人联系;对《中国之春》也只是定期向它的账户拨款。款项的来源完全是秘密渠道,两本刊物的当事人都讳莫如深。海外民运需要台湾方面的资金援助,既不是什麽见不得人的行为,也是任人皆知的事情,即使出於某些原因不向社会公布,那麽起码民运团体内部应有监督机构吧?但这一点可能都没有。谁拿到钱谁就是内斗的赢家,还会理其他组织吗?别的组织不满吗,你连告都找不到门,所以他们才对钱的来源讳莫如深。

在过去这些年来,一些民运内部的朋友提供了相当一些有关民运腐败的材料,我起码拿到了三个民运团体的部份财务报告,其中显示滥用公款的情形严重到令人吃惊。但我无数次犹豫,最後都没有写,考虑到民运的艰难和形象。

但1999年《世界日报》刊出了《中国之春》社长涉嫌贪污十几万台湾捐款的丑闻。我手里有这位社长夫妇使用《中春》公司信用卡购买东西的收据等资料,其中显示,他们在Home Deport,Macy's,Target,Costco等等这些家用商店买东西的单据都报销了。还有收据显示,大量用公款到餐馆吃喝,仅1997年一月份,就吃掉516美元。据《中春》董事长的查账报告,仅三年累计的不清账目就高达20多万美元。

另一个前华盛顿民运基金会负责人,三年时间,他个人花销的旅差费、电话费、礼品费、吃喝费等,就达3万5千美元。

在正式走账的财务报告中都能有那麽多的问题,而根本不列入财务报告的“小金库”的账则更可以像自己钱包里的钱一样自由使用了。而“保密”制度就为“小金库”开了最方便的绿灯。
比如说,上述那位华盛顿民运基金会领导人曾被委托向北京一个研究计划转送4万5千美元的资金,几年後,那位在北京负责这个项目的人来到美国,说他们仅拿得2万7千美元。这中间的1万8千美元被谁“截留”了?当那位基金会领导人被问到此事时,他才说,他自己做主,把其中一部份款项用於其他大陆民运了,但不提供具体给了大陆哪些人的名单,理由是大陆民运要“保密”。

《北京之春》的账目怎麽样?从《中国之春》揭露出来的那些严重问题来看,只要不公开,不透明,就不可能有清白。连《北京之春》主要负责人拿多少工资都是“最高机密”,在《北春》做一般编辑的都不知情。这有什麽可机密的?在《北春》还是《中春》的时候,在一次内部会上,曾有人往他们的领导人身上泼了鸡蛋汤,抗议他不清查杂的“小金库”,滥用公款。

“小金库”的存在往往是贪污腐败的一个标志。当年刘宾雁写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中的黑龙江大贪污犯王守信,就是因为小金库被发现而查出巨额贪污。北京市长陈希同被查出大量贪污,也是被查到小金库。所谓“小金库”,就是不列入正式账目的资金。在美国,由於在银行开账号很方便,多开一个账号设立“小金库”更不是难事。一旦有查账的事情发生,拿出主账,不说出有小金库这个账号,於是小金库的资金就成了主要领导者的囊中物,可随意支配。《中国之春》社长的小金库里的8万8千美元,最後查账只追回2万,其余6万多不知去向。

几年前,华盛顿一个民运人权基金会发生账目争执,也主要由於它的领导人把一笔5万美元的捐款另立帐号,私设了小金库。我曾采访过该基金会的美国会计,获得一些账目单据等。但这笔账最後没有下文,因为那位对小金库提出质疑的美国会计随後就被“解雇”了。

虽然早已知道《北京之春》是从台湾获得经费,但报纸公布出的数字仍是令人吃惊,因它不是小数目,800万美元,可以做多少事啊!然而《北京之春》至今连个办公室都没有剩下。原来《北春》在皇后区租的那套办公室,当年如果买下来只需几万美元,只是800万的百分之一。但民运领袖们根本就不做这种长远打算。光《中春》《北春》几次内斗花的电话费,恐怕也超过了这笔买房钱。像哈佛大学等把得到的捐款部份投资,为了学校的长远发展;流亡的西藏人也用捐款早就在曼哈顿中城买了房子(现在的西藏之家,房价已翻了几十倍),还有的把部份捐款用於办公司等,用钱滚钱,作为长远的资金。但《北京之春》现在除了几台电脑,几把桌椅,什麽都没有剩下。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同样的道理,哪里有黑箱作业,哪里就一定会有猫腻。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它的反对者,都是如此。因为谁的人品都是靠不住的,必须依靠制度的保障。没有透明的、有效监督的制度,反抗腐败者最後也一定成为腐败的一部份。

第二,公有制作业,制造低劣产品。

已经有许多关注民运的人抱怨,《北京之春》怎麽办的连个共产党的刊物都不如?在编辑、设计、装潢等等方面,都是粗制滥造,给人以强烈印象:编辑人员敷衍了事,根本没有敬业心。在有了市场竞争之後,连中国大陆的报刊都在努力提高质量,争取读者。虽有共产党对内容的限制,但在编辑方面,则相当追究专业化和市场效果。而《北春》则是千篇一律,“十年一律”,闭著眼都可以把文章塞进原封不动的框框里,真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

不要说和美国或台湾的杂志比较,仅把香港的政论刊物《开放》和《北春》放在一起,就一目了然:哪家刊物的编辑下了功夫。人家的封面、内文、标题等,包括编排、字号、内文上哪些话需用黑体标出等,都可看出编辑的用心、匠心和敬业心。

《北京之春》为什麽不可以学学其他刊物?它学不了,因为它们的性质不同,人家是私有制,是自己掏钱办的,当然会在珍惜每一个铜板的同时,付出最大的心血,当作一份事业,一个企业来办。因为它要面对的是市场,是竞争,是消费者无情的“选择”。而《北京之春》是台湾财政包干式的公款来办,质量没有任何人检查,印了多少本,卖出去多少本根本不用在乎,反正每月照样有钱拿。

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私有企业不一定全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而公有制一定失败。仅从海外华人办的各种报刊来看,无论是传统报刊,还是网络媒体,只要是内容丰富,吸引读者,有竞争力的,一定是私营企业。而靠各种基金会和公款资助的,则明显缺乏竞争力。一位私营媒体的编辑对我说,他除了睡觉,其他时间全都在工作,连吃饭时都在工作。像《北春》那种旱涝保收,10点上班,2点就走人的大锅饭,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都吃不著了。

有人说,不能拿《北春》和其他投放市场的刊物比较,因为这是一本民运机关刊物。且不说自从近10年前两大民运组织合并失败之後,这本刊物就不再是哪个民运组织所属的机关刊物,而是公家钱、个人掌控;即使民运圈子里的人对它的质量也都摇头。以最近几期刊物为例,里面很多文章都是从网上抄过来的。在互联网上已广为流传过的东西再用平面媒体印刷出来,哪有这样办杂志的,这不是“八路军胡弄共产党”吗?不对,应该是“民运领袖胡弄国民党”。

台湾停止这种黑箱作业的资金,可以减少海外某些民运领袖的腐败机会,不再鼓励他们在私有制的美国,过公有制的瘾,吃台湾纳税人的大锅饭。

台湾方面当然应该支持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但应该透明化,不应继续那种单线秘密联系、钱固定跟人走的荒唐政策;而应成立公开的基金会,向所有海外民运组织开放,大家可以自由竞争申请。台湾的资金应该是资助项目,而不是资助个人或对某个组织财政包干;应定期审核,加强监督机制。

台湾的钱停了,《北京之春》现在开始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拿钱了,但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就有长进的希望了吗?只要公有制大锅饭的性质不变,它的质量不会变。



2002年9月30日

魏京生、吴弘达叫美国人不要跟中国做生意 简直象白痴


魏京生(右)及女友黄慈萍(左)是美国反华议员的两头宠物


美国人说中国人太穷,买不起美国货!

(关于中国PNTR案)



  昨天我老早起床看美国C-SPAN电台的现场直播中国PNTR投票,大概三个小时激烈的争论,终于以237-197票通过。支持的议员当然高兴。反对的议员用的那些所谓“理由”让我觉得恶心。有的说中国人太穷,买不起美国的货品,因为中国人每年的工资只有几百块人民币(当然,这是反华议员听魏京生吴弘达等民运人士说的)。有的说中国的自杀人数是全球最高的,原因是给中共“逼死”。还有的说中国跟当年苏联,NAZI德国一样,是美国的敌人,所以一定要跟中国打冷战.....等等抹黑中国的话。

  当然,那些所谓中国民运人士也出了不少“功劳”,在反华议员的背后指手划脚的夸张和抹黑,令本身对中国认识有限的他们无知的以为中国人“太惨”。幸好,老天爷是有眼的,他们的阴谋失败,众议院以历史最高的自由贸易案票数通过,比1993-94年NAFTA(NORTH AMERICA FREETRADE AGREEMENT北美自由贸易夥约)还要高。连美国几个最大的电台CNN GALLUP POLL,CNBC等,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大半的人支持中国PNTR。

  魏京生等这几个星期的天天去美国国会、工会,示威、去游说的“努力”又白费了。

  魏京生还告诉台湾人民,跟中国做生意会带给全世界大灾难!

  这魏京生一直希望全世界围堵中国,不要跟中国有任何的交流,包括文化,科学,经济等等。他说最好是跟中国打冷战!

  这自称民运之父的魏京生最近老是跟美国一些反华势力,台、疆独势力混在一起,说怎么跟中国做生意会令道美国工人没饭吃啊,怎么中国军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啊,怎么中国人太惨连街上讨饭的叫话子也不如啊,怎么跟中国政权打交道会伤害中国人感情啊,怎么他自己已经代表了全中国人的声音啊,......还离谱说怎么台湾,西藏,等等省通通都可以独立因为这叫民主啊......

  中国人,这就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英雄!中国人在无知的美国人心目中是可怜虫。我来了美国近20年了,美国人有色的眼睛看我们中国人我惯了!

  像魏京生这种教育不高,在牢里过了十几年,世界是圆还是长也不清楚,满脑子只有60年代当红卫兵的过期学问见识浅薄的人,在美国英文又不懂,说话笨头笨脑,毫无学问,就好像一个不懂世务的乡巴佬。他又懒的去找工作,现在连PNTR 都通过了,以后就很难找机会去抹黑中国来骗饭吃了。
萧强
2000/05/26/

魏京生在美国四面树敌 仇视克林顿及民运代表人物

魏京生光杆一个 到处遭民运人士唾骂 无奈只好去法轮功的场子捞点外快


中国“自由斗士”在美国不自由


子夜,美国95号州际高速公路,一辆小车以超过100英里(160公里)的时速向南急驶。驾车的是以“保外就医”为名定居美国的中国前政治犯魏京生。车是借来的。魏京生不停地看看后视镜,对同车的其他人说,“我不得不越快越好,否则,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跟踪我。”

已经五十岁的魏京生每晚睡眠不过5小时,但烟是一根接一根、一盒接一盒地抽,不管品牌。

魏京生只用两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即从纽约开到华盛顿,一般人需要4小时,因为在他看来,追击他的人可能潜伏在任何路口,而这些追击者可能是曾将他关进条件残酷的监狱18年的中国政府;可能是中国流亡海外的民运领袖柴玲、鲍戈、王希哲、王炳章、王军涛、王若望等(魏京生称他们为“疯狗”,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工);可能是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原先为他提供住房的哥伦比亚大学已在赶他离开校园(魏京生说“这是出于政治原因”);可能是克林顿政府,尽管白宫曾在1997年欢迎他出狱,魏京生说,“他们现在希望我还是死了好”。

魏京生断定,最近,他出了一系列交通事故,罪魁就是这些人。

魏京生的车风驰电掣,路边的交通标志一闪而过,上面的文字他多半看不懂。

1997年,魏京生出狱后来到美国时,台湾陆委会及美国国会的个别议员曾寄希望于他对北京当局的控诉有助于加强国际舆论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的声浪。然而,时隔不久,他的狂妄和无知便使几乎所有在他来到美国后见过面的人士都与他如同陌路。

由“中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弘达推荐给魏京生当助手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David Welker说,“人们觉得,魏京生已与整个世界对立。”

魏京生在中国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作为北京动物园的电工及“文革”极端组织“联动”的基层成员,其见识的浅薄和言谈举止的粗鲁是可想而知的,何况他自1979年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有鉴于此,现居美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严家其、王若望、刘宾雁等曾一再劝告他抓紧时间补习初中文化课程,并多看些书籍,增长知识,以免对公众发言时贻笑大方。然而他觉得这些忠告实际隐含对他的“羞辱”,心生恶念欲图报复。

当有人问魏京生解决中国政治专制体制的办法时,他会不假思索地说:“美国根本不应该与中国打交道,应当断绝与中国的所有贸易关系。”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说,“我们曾告诉魏京生,‘这已不是争论的问题’。但他对我们所说充耳不闻。魏京生已不太为人们重视,因为他的观点已与政策问题不相干。 ”

从那以后,桀骜不驯的魏京生与朋友们的关系一个一个地闹僵,政治联盟也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他毫不掩饰地抱怨,除了几名领取台湾情治机构津贴行事的人士尚能与他“合作”之外,海外民运的著名人物几乎都将他逐之门外。更令白宫气愤的是,魏京生出于强烈的妒忌心竟当众诽谤声望远盖过他的中国民主党的创建者徐文立、王有才。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另一名中国前政治犯王希哲,为此向纽约法院以诽谤罪起诉他。

在哥伦比亚大学提供给魏的公寓里,地上散满了书籍(大多是用他看不懂的语言出版的,放在房间里仅作为装饰),烟灰缸中的烟蒂、烟灰越堆越高。魏京生在那里一遍遍向来访的记者解释,为什么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是他的敌人。魏京生说,“对我最大的批评是为什么我不听从别人的意见。当我是对的时,我为什么要听他们的?所有卓有成就的人都有这种特性。”

魏京生说,“我当克林顿是我的敌人,克林顿也把我当他的敌人。当然,他不便直接说,但他指使别人叫我闭嘴。在中国,他们简简单单地将你关进监狱;在美国,他们总有其他办法控制你。”当美国报刊拒绝发表他的文章、政治人物不愿见他时,魏京生相信,他们都是听命于克林顿----一个支持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人。

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克林顿政府并没有把魏京生当敌人。至于魏京生说,美国政府希望他还是死了好,国务院官员说,“他当然有权随他说,但设计交通事故不是美国政府的行事办法。”

光著脚,穿著T-恤的魏京生,从裤袋里掏出一个形同马桶的打火机,出示给记者看,说:“中国制造,”接着他便打开话匣子,重复那些至少已被他说过好几百遍的话:“人们问我是否恨邓小平,我说,‘不,恨他干吗呀?我恨的是那些被中国政府折磨却还替中国政府作帮闲的人。’”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所指的是谢万军和王丹,因为他们都支持白宫决定实现美中贸易关系正常化。

1999年1月8日,在美国国会的一次情况简报会议中,他与中国流亡民运人士王希哲、薛明德等推推搡搡,高声叫骂,并指王希哲为间谍,结果王希哲愤然以诽谤罪将他告上法院。同年5月,在布鲁金斯研究所组织的天安门事件10周年研讨会上,魏京生再度让满屋子的中国问题学者目瞪口呆----他大喊:“华盛顿是天安门镇压中的同谋”。魏京生说,“虽然没有不容置疑的办法证明天安门事件完全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但我们可以以此透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

魏京生几乎与所有中国流亡政治异议人士闹翻,甚至成为永久的敌人。刘青曾是魏京生在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中的老友,如今受雇于美国“亚洲人权观察”组织,他告诉记者,现在他们“已没有任何关系。”

1998年,加州大学大伯克利分校邀请魏京生前往该校完成狱中回忆录。他住的公寓禁止吸烟,然而爱烟愈命的他却房间里弄得烟雾腾腾,经常引致公寓的火警警报器大作。6个月后,他被撵了出来,其时他的回忆录尚未完成。

哥伦比亚大学给他免费提供住房和医疗保健,还为他妹妹魏玲提供英语辅导,但该校最近已要求他在明年6月之前 搬走。“人权观察”组织的创立者Robert Bernstein说,“魏京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什么也没干,我们不能永远资助他。”

接受台湾陆委会津贴的魏京生现在花大量时间在中国问题上游说那里的政治人物,呼吁美国支持台独和藏独,但他的个人见解往往与政治现实间的存在巨大反差,而他丝毫不在意这些。当穿著宽松的蓝短裤、皮凉鞋,拿著香烟的魏京生姗姗来迟地走进会场时,人们多半都不愿搭理他。

前不久,在马里兰州的一家超市,魏京生又一次与那些看不见的敌人交手----他在那里使用信用卡购买一宽屏幕彩色电视机被拒。魏京生说,“他们又在跟我捣鬼。”他断定,中国的特工曾在他的信用卡上作手脚。

目前的孤立处境没有让魏京生倍感烦恼。不过他仍试图说一些自命不凡的大话来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同时安慰自己,比如,他会说:当中国共产党政权崩溃,他当选总统时,历史将证明他魏京生是对的。魏京生的结束语通常是:“大多数人不同意我,但最终他们将发现我是对的。我的主张是在监狱中的漫长岁月中思考出来的,永远不会改变。”


(译自2000年11月15日《华尔街日报》)

王丹向民进党提供重要情报: 中国不敢犯台


王丹(左)长期从台湾当局秘密领取巨额经费,自称给了“北春”等组织,但所有的民运团体都表示没有见过这些钱。


民进党内部会议上
王丹的发言与扁高度一致


 〔自由时报记者邱燕玲台北报导〕中国民运人士王丹七月十六日应民进党邀请列席中常会演讲,王丹指出,江泽民在香港强行推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对两岸关系长远来看是「迫害」;陈水扁总统表示, 依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订定的「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代表「一国两制」向「一国」倾斜,「两制」则迅速消失。

 社发部主任卓荣泰询问,若台湾举办支持或反对「一国两制」的公投,中国会如何回应?王丹说,他对公投问题「戒慎恐惧」,但他相信中国不敢犯台,中国可能会转向刺探美国的态度。

 王丹昨天受邀演讲「从今日香港政局看中国的民主化」,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香港政局发展关系台湾以后的前途,邓小平确立一国两制,目的之一是要影响台湾,因此台湾朝野都应注意。他说,有一次他在台湾坐计程车,司机说他是外省子弟和「统派」,但港人反对基本法后,这名司机对「统派」信心开始动摇。

 王丹表示,此事证明在中国极权制度的情况下,保持「一国两制」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台湾人民可以看清这一点。


2005-7-17


大一留级生 跳级变“硕士”
王丹在美国的学历全是假的


“美国之音”电台在“六四”十四周年纪念日安排王丹同志与听众对话。有听众问王丹同志是如何上美国哈佛大学的,王丹一听就急了,慌忙把问题扯开,谈起自己当年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前言不搭后语。接着他又冒出一句,称自己并不稀罕上什么哈佛大学。

能上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名校,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荣耀,有什么不能正大光明承认的呢?何况王丹同志经常是以“哈佛博士生”头衔招摇过市的。问题其实很简单,王丹同志进入哈佛大学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他连托福都考不了三百分,进美国任何一所普通大学都是不可能的。台湾情报机关以“台湾校友会”向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捐款”的方式,为王丹承担了昂贵的学费,哈佛大学再将其中的一部分以“奖学金”名义赠予他。

九年来王丹同志在哈佛大学基本上没有上过什么课,也从不参加考试,主要精力都放在做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政治评论员、台湾《北京之春》社长、“天安门一代”基金会召集人,频繁地跑台北、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澳洲等地,参加与民运有关的各种会议,另外,几乎每个月要写七八篇抨击中国大陆、颂赞台湾及美国的评论文章,由“自由亚洲电台”、“多维新闻网”、《北京之春》、《大纪元时报》负责定期发表,然后再凑合成集子,在台湾发行《王丹观点》一书。除了上述政治活动之外,王丹同志还经常出入台湾及美国的同性恋酒吧寻欢,有时还写一些多愁善感的诗。

王丹同志虽是名义上的“哈佛博士生”,可是却不会阅读美国的学术书籍,更不会以英文写作,所以,他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的“研究课题”选的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攻读博士”的“研究课题”则选的是美丽岛事件和民进党对台湾社会的影响。他以中文“完成”的毕业论文其实由“台湾热心人士”代笔,反正哈佛大学也不会加以翻译和鉴定。

王丹同志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工子弟,在北京大学附中就读。中学快毕业时,王丹同志靠着父母的关系,被评上市级“优秀团干部”,然后报送上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才读了一年,就学不下去了。因学习成绩太差,差点被留级,于是又通过父母的关系,转到了历史系,不到数月,就爆发了“六四血案”。此后,王丹同志两度入狱,总共在狱中蹲了八年,最后谎称自己“罹患脑瘤”,呼吁国际捐款和营救。在美国向中国施压之下,一九九八年四月王丹同志获得“保外就医”,飞抵美国底特律一家医院“医治”。医院的检查结果是,王丹同志有轻微的咽喉炎,但绝对没有脑瘤,不必入院就诊。

总之,王丹同志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假学历是政治产物,同“文革”年代的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是一回事。

以下是王丹同志近年来发表过的部分评论文章及演讲的题目,供读者参考。水平如何?不敢恭维,跟大字报差不多。

● 王 丹: 民进党为什么会大胜
● 王 丹: 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
● 王 丹: 民进党已放弃台独
● 王 丹: 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
● 王 丹: 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
● 王 丹: “两国论”分析
● 王 丹: 评新一轮两岸紧张关系
● 王 丹: 施放善意而已,并非实质性政策改变----评中共对台立场
● 王 丹: 解决台湾问题“三通”不如人心通
● 王 丹: 台湾大选给中共带来的教训
● 王 丹: 美丽岛事件与台湾的民主运动
● 王 丹: 参加台湾总统就职典礼的感想
● 王 丹: 我为什么赴台参加陈水扁的就职典礼
● 王 丹: 台湾政治复杂,中共对策模糊
● 王 丹: 台湾经验给我的启示
● 王 丹: 台湾民主制度见闻
● 王 丹: 江泽民的台湾情结
● 王 丹: 南北韩高峰会谈对台海两岸问题的启示
● 王 丹: 反批美国人权状况实为黔驴技穷之表现
● 王 丹: 对北京学生抗议北约的三点意见
● 王 丹: 幸灾乐祸无异于恐怖主义心态
● 王 丹: 三年来未交一个大陆朋友
● 王 丹: 钱钟书不是知识分子
● 王 丹: 港府无耻
● 王 丹: 海外民运已经失败
● 王 丹: 台湾大选断想
● 王 丹: 李远哲的启示----如何看独立知识分子李远哲在台湾选战中挺扁的影响
● 王 丹: 从国民党在台湾政治转型中的作用看台湾经验在大陆的前景
● 王 丹: 如果美国出兵伊拉克
● 王 丹: 反战不应被当作时尚----评美国解放伊拉克
● 王 丹: 专制导致一夜间垮台----评美国解放伊拉克
● 王 丹: 一场天使与魔鬼结合的战争----评美国解放伊拉克
● 王 丹: 亲美情结与高调反美的矛盾
● 王 丹: 中国仍在隐瞒SARS疫情
● 王 丹: “废统”只有李肇星不高兴

海外民运应该如何处置内部的贪污腐败大案

刘青(中)出国后从来不打工,却利用职务之便,大肆侵吞“中国人权”基金。由于嗜好赌博,他在新泽西的赌场里已输掉几十万美元。


如 何 处 置 刘 青 ?
---- 郭少坤对中国人权理事会贪污丑闻的处理意见


“中国人权”风波已经吵嚷了这么长时间了,可仍不见有任何结果,离任的理事们该走的走了,留任的理事们也不见任何动作,那个“终身主席”还在那里任凭“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反正那十多年的“大牢”不能白坐,好不容易弄个“中国人权主席”当当,决不能轻易下台,而且还要准备培养接班人以图后事。总之,“风波”就是风波,也像八九“六四”一样,过去就过去了,至于事件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和道义责任也就让历史去评说吧,荣光一天少一天,享受一天是一天,这种既得利益者的哲学思想也就这样左右着“主席”在不顾大局,继续危害着“中国人权”应有的形象,尤其是民运的进程。

怎么办哪?我看大伙都在默不做声,一任事情在恶性发展,那些口口声声叫嚷“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人也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怎么就没有考虑考虑“己不正、不能正人”的道理?怎么就不想想自己内部的腐败都不反、又如何去反人家共产党的腐败这一根本问题?当年共产党为了纯洁队伍,在延安曾经开展过“整风“运动,尽管是不讲法治并残害无辜,但是,他们的那种对自己组织的负责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借鉴历史,在今日“民主、法治”甚嚣尘上的历史时期,我们用合法的程序来对待民运队伍出现的问题,并以此来纯洁民运队伍、树立民运形象,让那些骂我们的共产党人闭嘴又何尝不可哪?!

因此,用赵紫阳先生在“六四”其间所说的“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一符合现代文明的基本方针来处理“中国人权”风波和刘青本人还是恰如其分的,至少,它要比网上有人说的对刘青“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要文明得多,要合法得多吧!

那么,如何通过法律程序极其法律条款来处理问题哪?我想,在外的一些民运人士、包括在“中国人权”工作的理事们,恐怕精通法律的还是大有人在,举世皆知,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违规操作是违纪,滥用职权是违法,贪污腐化是犯罪,拒绝法律和道义的审判制裁是无赖,不论是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来衡量刘青的行为,刘青都应该受到法律的指控和程度不同的处罚,连毛泽东都懂得“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一道理,并且对共产党内的刘青山等贪官严惩不怠,而我们口口声声喊“反腐败、要民主”的“斗士”们为什么不敢对刘青采取法律措施和运用民主手段来解决“中国人权”和刘青的问题哪?!

我这个得罪了共产党被扫地出门的“多管闲事”者,想在今天再“多管”一下民运的“闲事”,反正我在给共产党卖命时都从来没想到过“捞稻草”,今天和民运“混”更没想到过捞取任何好处,年已半百的人了,还能活几天,只想把该说的话说完,该做的事做了,也就不枉此生啦,因此,我在此 再此建议所有真正关心民主和法治的朋友们运用民主程序和法律手段来彻底解决“中国人权”以及刘青的问题,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创造出一个好的试验田,为国内外所有关心中国的民主事业的人们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形象。为此,我提议如下:

吁请所有离任的理事们尽快的回到“中国人权”的工作岗位,依照“中国人权”的章程和法规进行工作,要知道,“中国人权”组织不是刘家的天下,也不是那些利欲熏心的家伙们借此骗取钱财和沽名钓誉的地方,它是海内外所有向往人权和自由民主的中国人所企盼的一个良心组织和传声器,请你们看在国人的份上,充分行使你们的合法权利来解决“中国人权”的所有问题,而不是回避。

聘请美国方面的审计工作者对“中国人权”的经济状况进行审计,之后,将实际情况通报舆论界,以正视听。

如果通过审计查出“主席”刘青或者其中的任何工作人员有贪污或者是诈骗(以虚构事实骗取钱财)问题,应当在美国当地司法部门立案和备案,请司法部门介入,对有关责任人依法处理,以彰显法律之神圣。

重新选出“中国人权”的理事和主席,并请在国内外广泛征取有关人士的意见,选出一些深得人心的同志和朋友担任“中国人权”的理事及其主席,以负众望。

法治是民主的保障和基础,没有法治,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必须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来彻底解决“中国人权”以及“主席”刘青的问题,否则,我们还奢谈什么“民主法治和自由人权”?!因此,请所有关注中国民主事业的人们在通过关注“中国人权”风波的同时,来更多的思考一下自己的责任和对民主法治的态度吧?!


郭少坤
2005年5月7日星期六
于徐州家中

李鹏专车驶过 民运示威队伍却躲在四条街外 彼此诋毁互揪特务


李鹏(右)因宣布北京戒严 而被海外民运人士称为“六四屠夫”


藏独声势壮 民运人马稀
民运抗议李鹏访美示威现场目击


下午三点,纽约市几辆豪华的黑色大礼车鱼贯开进联合国大厦正门,从阵势上猜测,李鹏应该就在里面。正对大门的西藏自由运动的示威群众跟着陷入狂热,“李鹏滚蛋”、“联合国丢脸”的口号夹杂在一片飞舞的西藏雪山狮子旗中飘出。远在四条街之外,由台湾资助的中国海外民运阵营也在慷慨陈词,但李鹏就算想听,也根本听不到。

出于种种协调的生涩,海外民运与美东台湾民进党联合组成的“声讨李鹏行动联盟”,一登场就已经辜负了多重自我期许,这包括:在李鹏入联合国大门时“一定要他听到抗议口号”的示威活动,不知为何故意摆错场面;原先魏京生向本报宣称已准备好的一百辆机动示威车队,也不知为何根本未见踪影。所有这一切让记者大为失望。最难堪的是,虽然组织者一再强调这次活动是民运、台湾人社团、藏人社团的首次“大团结”,可是,民运方面连自己的群众都号召不到,到场者不过五十人左右,只有几个“民运明星”自弹自唱。

在场的民运人士徐水良告诉《世界日报》:“来的人,三分之一是记者,四分之一是共产党的特务,剩下的人才讲讲话。”言语不免刻薄,却又入木三分。但现场也有民运人士提出反问:示威活动固然要依赖自动自发,纽约市别不说,拿“六四绿卡”的新移民何止上万,“请问那些人都到哪里去了?”

“六四”发生十一年后,好不容易等到让海外民运人士一致抗议李鹏访美的机会,但气氛却意外的冷清。场面甚至尴尬到每个演讲者上了台,都一定会提到“人多人少,不代表人民的声音大小”之类的话。记者注意到,有多位著名的民运人物未到场,其中包括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柴玲、王军涛、鲍戈、王希哲、王炳章、刘刚、张伯利、熊炎、王超华、苏晓康、远志明、苏绍智等,而且这些人目前都居住在美国。据台湾民进党海外顾问洪哲胜分析,相当一部分大陆异议人士仍避讳与台湾人、西藏人的社团以及法轮功公开进行合作,有的则不愿与魏京生、倪育贤、刘青等同台,担心有损自己的形象。

“声讨李鹏行动联盟”发起人魏京生和倪育贤在初期的筹备阶段就破天荒请求台湾民进党给予资助。魏京生感念前不久应邀赴台湾参加陈水扁总统的“五二○”就职国宴,这一次的合作也有前迹可寻。

昨天民进党美东党部主委田台仁和顾问洪哲胜都到了,台湾人社团通过两枚升空的标语气球聊表心意。他们对昨天台湾人社团示威人数不如预期一事,解释说,仅管费力动员,但海外民运人士大多回避台独议题,再加上台湾人社团要为九月五日的千人示威养精蓄锐,双重因素影响了出席率。

至于民运与西藏社团的合作,从昨天的小动作观察起来也不及格。藏人从警察局申请到的“扩音器许可”只安排到下午两点,接下来由民运团体挂自己的扩音设备。可是民运方面却丝毫没有留人的意思,两点一到,竟然出现“换班”的滑稽场面。眼看着情绪激扬的藏人社团整队带往四十三街的小广场,“民运人士”得到的空位子一下子冷场了,讲好的“合作默契”也成空话。

结果是上午就到场、阵容最整齐、口号最激昂的五百多人藏人社团,在李鹏可能入场的三点钟,抢到了李鹏唯一无法规避的示威黄金地段,而在四条街外的民运人士们却一直远远观望,始终不肯接近李鹏车队行经的路线。一位西藏自由运动的老面孔说:“我们刚才要留在那里也可以,只要他们同我们一起喊‘中国滚出西藏’的口号就行。”


(世界日报 2000年9月3日 星期日)


魏京生被日本警察揪进揪出 吆来喝去 简直就是鬼子耍汉奸 黄小姐气哭了...

魏京生(右)与女友黄慈萍(左)2006年在东京 呼吁日本加强“亚太安保” 对付中国崛起


涉嫌参与北海道独立活动 
魏京生在成田机场遭拘押 抗议日本警方虐待
女友认为“不是一个独立和偶然的事件”


现居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日前在日本成田机场遭到拘押,事件正引起海外民运团体的严重关切。据魏京生的助理黄慈萍(现任女友)介绍,6月1日魏乘坐飞机开始他对日本和关岛的一周访问,然而在他抵达日本成田机场时,却被日本海关拒绝入境并扣押。不仅如此,魏京生还面临不公道的待遇,包括不许他与外界自由联络,不为他找翻译,等等。不过,另有消息说,6月3日魏京生已被转送到东京机场的过境旅馆,由于当天飞往美国的航班已经结束,所以只好留在那里休息。 

黄慈萍透过互联网,向海外民运团体通报了这一消息,并请求各方营救。日本警方扣押魏京生之后,拒绝提供患有严重糖尿病的他所适合的食品。黄小姐非常担心魏京生的身体,说,“他有严重的糖尿病,日本方面拒绝给他提供适合的食品和药物。我们实在是很难想像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会如此虐待患有严重糖尿病的魏先生本人与他的健康。”据介绍,6月2日魏京生在日本的朋友林飞等人曾买了食物和药品准备送给魏京生,结果等了一晚上,都未能如愿。他们目前仍在与机场方面交涉。

民运朋友担心魏京生有被遣返中国的危险,但是黄慈萍认为,“老魏没有违法行为,不会被遣返会中国。不过允许入境日本的可能性不大。”对于魏京生赴日原因,黄慈萍拒绝透露,却表示,“魏先生一切手续、证件都齐全,日本有关方面如此粗鲁的对待魏先生,我们实在是不明白有什么理由,我们估计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来自中共的压力。”

时事通讯社6月3日报道指出,据相关人士透露,日本入国管理局(移民局)有工作人员说,魏被拒绝入境的原因不是手续上的问题,而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不过,魏先生不甘愿被如此送回美国,会与日本有关方面继续交涉。

2006年魏京生曾到日本活动,参加由藏独、台独、疆独、蒙独及日本右翼团体共同举办的会议,当时入境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对于魏京生遭到日本拒绝入境并扣押的原因,目前有各种不同的猜测和说法。有日本人士透露,近年来魏与北海道独立团体多有交往,可能触怒了日本政府。据介绍,魏的日本朋友白井伸明,便是一名活跃的北海道独立分子,著有《北海道论》,宣称“时机成熟时将成立北海道国家党”。1998年12月魏京生在台北接受李登辉总统接见时,曾公开表示“山东也可以独立”。相互间的政治意向本来就有许多默契,因此,白井伸明视魏京生为“知音”亦有迹可寻。

另据新闻资料,2000年7月魏京生在巴黎机场准备离境返回美国时,也曾遭到法国警方的扣押,导致他被迫滞留了一个多星期。当时魏京生告诉西方记者,由于他一直反对美国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要求美国停止与中国的商业往来,触怒了克林顿政府,所以美方才迟迟未出面。不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将魏京生从办公室中赶走,理由是三年来他没有写出任何东西。

魏京生,1950年5月20日出生,祖籍安徽,曾是北京动物园电工。1979年因“向外国人出卖军事情报”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15年。1995年因“阴谋颠覆政府罪”以及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又被判刑14年。由于魏京生一再自称在狱中病情严重,并遭受虐待和殴打,西方国家为此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立即释放他。1997年11月,魏获准赴美“保外就医”。然而,美国医疗机构对他进行全身检查之后得出结论:魏京生身体健康,没有遭受过肉体上的虐待。魏到了国外之后一直忙于四处募款,现担任“海外民运联席会议”的主席。数年前他在美国马里兰州购置了豪华庄园,此后黄慈萍小姐便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并担任执行主任之职。

为什么中国官方坚持认为 李洪志、魏京生是美国反华势力所利用的工具?

从邪教教主到国际反华势力的工具
---- 李洪志及其一伙近期活动聚焦

辛 文


  4月13日,100多名“法轮功”顽固分子突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非法聚集滋事。由于在场群众和执勤民警及时制止,“法轮功”邪教组织制造混乱的阴谋未能得逞。事情刚刚发生不久,在香港的所谓“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即迅速向外国驻京新闻机构发出传真,添油加醋地说“北京200名‘法轮功’学员天安门示威被拘”,并将此事件同所谓“人权”问题扯在一起。境外一些传媒很快都接到了关于此次事件的消息并迅速作了报道。

  自去年“4·25”事件以来,李洪志一伙一天没有停止过同中国政府的对抗,同法律的较量,一直在不断地组织和煽动一些“法轮功”痴迷者在国内非法聚集闹事。因此,4月13日一些“法轮功”顽固分子在天安门广场的非法聚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是“法轮功”邪教组织藐视法律、对抗政府的又一次行动而已。虽然这次事件从策划到实施,体现出了明显的有组织、有预谋的特点,但李洪志一伙长期以来从事的非法活动,又有哪一次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呢?这些都不奇怪。此次事件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境外一些媒体对事件报道的迅速和某些人的借题发挥。是什么原因使李洪志一伙费尽心机竭力渲染这次并不漂亮的行动呢?“法轮功”海外网站发布的消息一语道破了天机。那就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将表决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的议案”,所以他们要紧密配合美国人的行动。

  不过,说这句话的人高兴得早了点,以致于忘了李洪志曾经发誓说,“法轮功”组织绝对“不参与政治,不反对政府,不投靠任何境内外政治势力”,把李洪志最后一块遮羞布也给扯了下来。关心时事的人都知道,这些天来,在瑞士的日内瓦,正在召开联合国第56届人权大会,美国的一些反华分子正在以“人权”为借口对中国的内政说三道四。在他们第九次炮制的反华提案里,“法轮功”的名字赫然在目,成为他们攻击中国的一个重要炮弹。美国的反华势力确实够“关注”“法轮功”这个邪教组织的了。李洪志一伙编造中国政府“对无辜平民进行镇压”、“大规模迫害‘法轮功’练习者”的谎言,他们如获至宝,作为中国“侵犯人权”的重要证据;而许多“法轮功”练习者受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之苦,已有1500多人死于“法轮功”之害,600多人因李洪志的精神控制而导致严重的精神障碍,这些都不是侵犯人权,都不足以引起他们哪怕一点点的“关注”。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的那些反华分子喜爱邪教,而是因为“法轮功”邪教组织目前在中国国内多多少少还留有一点兴风作浪的能量;是因为以往他们每年提出的反华提案,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而今年他们可以利用“法轮功”邪教组织做一点新文章。原来如此----李洪志一伙是美国反华势力可以利用的一个反华工具!

  且让我们看看这个工具为反华势力都做了哪些“有用”的事:

  今年3月2日,一名美籍华裔“法轮功”人员被安排在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中国和西藏的人权问题”的听证会上,昧着良心向与会者散布谣言,称其于一个月前因在北京“护法”被关押8天,受尽“虐待”。这些谣言博得了这个委员会某些人的赞赏。

  3月16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洛杉矶举行“中国宗教自由问题”听证会,为美国反华提案造舆论。李洪志派其得力助手张尔平伙同魏京生等“民运”分子和“藏独”分子以及臭名远播的吴弘达等出席。魏京生在发言中呼吁有关国家拒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们的共同立场。

  3月20日,联合国第56届人权大会召开。李洪志一伙当天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新闻声明”,声称:“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美国政府正准备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上提出一项批评中国1999年人权记录的议案”,并公然宣称:“……违反人权行为不能被当作内政。”

  本届人权会召开至今,李洪志一伙伙同魏京生等,纠集“台独”、“藏独”、“民运”分子等,为美国反华提案到处游说,在会内会外大肆活动,不遗余力地为美国反华提案鼓噪造势。

  李洪志一伙为什么要下决心撕破其一再宣称的“不参与政治,不反对政府,不投靠任何境内外政治势力”的伪装,竭尽全力充当反华势力的走卒?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延续“法轮功”邪教组织日渐式微的命运。去年“4·25”以来,尤其是“7·22”以来,李洪志一伙在国内不停地煽动和组织一些“法轮功”顽固分子寻衅滋事,但他们的阴谋都没能得逞,绝大多数受骗上当的原“法轮功”练习者看清了李洪志的邪恶本质,脱离了“法轮功”邪教组织,“法轮功”邪教组织已呈土崩瓦解之势。躲藏在国外的李洪志一伙先是四处挑唆大造舆论,企图骗取一些国家在同我正常交往中对我施压,但却没人理睬。为了苟延残喘,他们改变了策略,要为自己寻找一个能够利用自己破坏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且能在其庇护下得以生存的政治靠山。他们看准了反华势力的需求,用污蔑“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干涉宗教自由”作诱饵,频频向反华势力献媚。美国反华势力出于他们的反华需要,对李洪志一伙也越来越感兴趣。于是,一些人开始出面为其“大声疾呼”。去年8月,几名美国议员对中国政府取缔“法轮功”表示了不满。一个月后,又有一些议员要求美国政府公开批评中国政府的“镇压”行动,并要联合国际社会共同向中国政府施压。10月“大赦国际”表明了他们支持“法轮功”组织反政府活动的立场。11月,旧金山移民局以最快的速度批准给予一名“法轮功”练习者“政治避难”权。12月6日,美国政府高官第一次公开表示,对中国政府取缔“法轮功”一事感到“担忧”。至此,反华势力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已接纳了李洪志和“法轮功”邪教组织。

  或许,我们可以从“法轮功”邪教组织的一名骨干4月10日所说的话来看看李洪志一伙摇尾乞怜、“知恩图报”的心情:“地球都在看着中国,中国都在看着北京,北京都在看着天安门……天上的卫星,地上的记者都将把焦点对准。”于是3天后,这次非法聚集事件就在“天上的卫星”和“地上的记者”的“焦点”下发生了。但同时,李洪志一伙的阴谋活动也完完全全暴露无遗:不仅具有明显的政治图谋,而且已公开同中国政府对抗;不仅投靠了国际反华势力,而且已成为反华势力从事反华活动的工具。

  现在看来,李洪志一伙还十分满足于他们的表演,一时半会儿还不愿收场。4月16日,“法轮功”组织在香港的头目简鸿章亲自组织了一些“法轮功”分子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聚集造势,策应李洪志一伙在日内瓦的活动;在我们平定西藏武装叛乱41周年之际,美国纽约的“藏独”分子进行游行,纽约的“法轮功”组织也积极参与。李洪志一伙主动贴近达赖集团,而达赖集团也对“法轮功”邪教组织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此次在日内瓦互相策应,共同为美国反华提案奔走呼号,或许能够说明他们之间的一些共同之处。

  从一个自称“多少人都能管、全人类都能管”的邪教教主,到沦落为国际反华势力的走卒,这或许是李洪志及其一伙的可悲之处。但是,还会有更可悲的。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任何为追求个人私利和野心而与国家、人民和民族为敌的人,都注定逃脱不了彻底失败的命运,即使在他们卖身投靠的主子那里,也将变得一文不值。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李洪志其人其事

----李洪志的身世



李洪志1993年编造的个人简历中称:“本人1951年5月13日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童年开始由佛家全觉大师传授独传修炼法门,8岁时修炼圆满”,“12岁时,道家师父八极真人找到我传授道家功夫”,“1972年又由道号真道子的师父传授大道所学”,“1974年又由佛家师父传授修炼大法直到出山”。在法轮功组织编写的《李洪志先生简介》中又称:“李洪志8岁得上乘大法,具大神通,有搬运、定物、思维控制、隐身等功能……功力达极高层次,了悟宇宙真理,洞察人生,预知人类过去、未来。”这些荒诞离奇的“神迹”,欺骗了众多“法轮功”练习者。

李洪志到底何许人也?

经查,李洪志,男,1952年7月7日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原怀德县公主岭镇),1960年至1969年,先后在长春市珠江路小学、第四中学、第四十八中学读书,初中毕业;1970年至1978年先后在总后201部队八一军马场、吉林省森警总队吹小号;1978年至1982年在森警总队招待所当服务员;1982年至1991年转业到长春市粮油公司保卫科工作;1991年停薪留职后从事“气功”活动,1992年5月起传播“法轮功”。

据长春市公安局绿园分局绿园派出所证明:1994年9月24日,李洪志将出生年月日由1952年7月7日变更为1951年5月13日,并重新办理了身份证。经查公安机关“常住人口登记表”和李洪志原在单位保存的《专职保卫干部登记表》、《干部履历表》,李洪志的出生年月日也均被涂改为1951年5月13日。但其《职工晋级定级报告表》、《入团志愿书》以及1986年12月31日办理和1991年3月31日补办的身份证上,出生年月日仍为1952年7月7日。

李洪志为何要将生日由1952年7月7日改为1951年5月13日呢?原来相传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是我国农历的四月初八,而1951年5月13日恰好是农历四月初八,李洪志将自己改为与佛祖同日诞生,其目的是称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

经调查走访,李洪志小时的同学、老师和邻居,都说李洪志就是个普通的孩子,学习成绩很一般,唯一的特长是吹小号。对其编造的“学法修炼”经历,纷纷说是“胡扯”,“不可能”,“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李洪志在军马场、森警宣传队期间的领导及同宿舍战友也都说,李洪志就是一名普通的文艺兵,性格内向、自负。当时紧张的排练、演出工作,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作息制度,使他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修炼什么功法。李洪志在粮油公司保卫科工作时的领导、同事同样反映,李洪志在1988年参加社会上气功学习班之前,根本不了解什么“功法”、“修炼”之类的事情。

李洪志早期的弟子们曾问他为什么编造自己的简历,李洪志称“不说大点没人信”。对弟子们提出的演示“四大功能”的要求,李生气地说:“没有,哪能演?你们让我演示,就是要出我的洋相,耍猴呢?”

魏京生 简历


魏京生


魏京生(Wei Jing Sheng),1950年5月20日出生,祖籍安徽,曾是北京动物园电工。1979年因“向外国人出卖军事情报”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15年。1995年因“阴谋颠覆政府罪”以及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又被判刑14年。由于魏京生一再自称在狱中病情严重,并遭受虐待和殴打,西方国家为此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释放他。1997年11月,魏获准赴美“保外就医”。然而,美国医疗机构对他进行全身检查之后得出结论:魏京生身体健康,没有遭受过肉体上的虐待。魏出国后一直忙于四处募款,被“北京之春”等组织推举为“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1998年12月魏京生到台北接受李登辉接见时,请求给予200万美元资助,并公开表示“山东也可以独立”。此后,魏京生不断在西方国家进行反华活动,要求美国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停止与中国一切商业往来,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申办奥运,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2000年5月,他在祝贺陈水扁上台的信函中表示感到“无与伦比的喜悦”。2006年9月魏京生在华盛顿与台独、藏独、疆独、蒙独等团体宣布成立“亚洲民主同盟”,声称“很多民族都想从中国独立出去”。不过,魏京生与许多知名的民运人物多有纠葛,1999年1月曾在美国国会爆发冲突,后来还遭到诽谤罪名起诉。当他在欧洲旅行时,西藏妇女平妮当众哭诉曾遭到魏的强奸。《华尔街日报》曾刊文指出魏京生“与整个世界对立”,因为他不仅到处说民运的代表人物都是“共产党特务”,还怀疑克林顿政府要暗杀他。数年前魏京生在美国马里兰州购置了豪华庄园,与女友黄慈萍一起享受“民运贵族”生活。



王丹 简历

王 丹


王丹 (Wang Dan) ,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东,原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留级生,1989年因参与学潮,被公安部列入通缉名单,1991年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4年,1996年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1年。其家属对外国机构宣称,王丹在狱中可能罹患脑瘤并导致失明,危及生命,而中国监狱毫无人道,不予妥善医治。为此,美国向中国不断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释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获准赴美“保外就医”,但是经美国医疗机构检查,发现王丹健康良好,无需治疗。此后,王丹担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和隶属台湾军情局的《北京之春》杂志社长。王丹经常在美国和台湾说,中国五年后将崩溃,或者两年后将陷于危机,然而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出现。王丹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并支持陈水扁废除《国家统一纲领》,还向台湾民进党说“中国不敢犯台”。尽管王丹一再否认接受台湾资助,但是,陈水扁在台北检察机关侦办其贪腐案件的过程中,宣称曾给过王丹数十万美元。另据台湾《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恋者,他在美国的学历也是假的。


王丹被踹出美国人权组织的内幕

王丹同志(右)经常光顾台湾的同性恋场所寻欢,与一批又一批男同性恋者约会,博得“口风越紧,肛门越松”之美誉,直至被台湾《TVBS》周刊爆光。当白先勇(左)知道王丹也是gay时很兴奋,带他到海边度春宵。王丹则公开表示,白所写的同性恋生活小说《孽子》,早在初中时期就深深影响了他。


纽约“中国人权理事会”侵犯了王丹的人权


总部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中国人权”理事会于2004年一月间多次明确要求王丹辞去“理事”一职,就此彻底结束与该组织的关系。数周后,王丹被迫在“多维新闻网”发表了一份“辞职声明”,宣布退出“中国人权”。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王丹在“声明”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个中原因。

不过,据“中国人权”内部工作人员透露,该组织的“主席”刘青曾与王丹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事情的起因是台湾《TVBS》电视周刊在《大陆网友爆料:王丹真gay仙》的一篇报道中,质疑王丹的病历和学历存伪,并首度披露了王丹乱搞同性恋的丑闻。王丹要《TVBS》拿出说他是同性恋者的证据来,并向他道歉。结果《TVBS》却在一份回应王丹的公开信中指出,他们根据“绝对可靠的消息来源”,并得到了多位社会知名人士的证实,而决非仅仅根据网络信息或者“一名流亡诗人”所提供的内情。“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认为象王丹这样的人若继续留在理事会里,必然会玷污该组织的名声和“道德形象”,而王丹则强调,不应将他的私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小题大做。

刘青指出,虽然搞同性恋属于私人问题,但是,王丹的同性恋行为居然闹到被公共新闻媒体曝光,则说明他实在过于放荡,缺乏检点和节制,这种事情一旦被共产党拿来做文章,必将有损于海外民运的声誉。在一次争吵中,刘青曾向王丹大声骂道:“你知道你的咽喉炎和痔疮为什么总是好不了吗?那都是因为你不正当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门,上帝才惩罚你。有人说你‘唯男是图’,‘人可尽夫’,看来一点也不过份。你滚吧!以后你做任何事,都跟‘中国人权’没有关系。”


张 菁
2004年9月22日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王 丹 ---- 一个最有争议性的民运人物


一九九八年王丹刚出国时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为他举行的记者会上当众表示,他不会参加海外的民运团体,而要做“独立知识分子”,以示自己洁身自好,不趟民运这潭浑水。此举让所有的海外民运团体深感失望。你有权不参加民运,但何必在记者会上说这般贬低海外民运的话呢?后来,王丹又在“多维新闻网”的专栏里撰文称自己“三年来未交一个大陆朋友”,以示自己已经与“大陆人”划清界线,是一个能够完全融入台湾社会的“新台湾人”。不久,王丹便受邀到台北接受了陈水扁总统的接见,紧接着,台湾“军情局”也决定设立“二王专案”,资助王丹策划成立“中国宪政协进会”,并委派王丹出任“军情局”所辖的《北京之春》月刊的“社长”,以此作为“北美地区民运的活动平台”。当然,除了徐斯俭、陈小平、王军涛等少数几个人参与其中之外,绝大多数民运人士均对此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然而,两年前王丹又突然到台北向记者宣称“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此举又让所有的海外民运团体由失望而变为愤怒,纷纷拍案痛斥。既然“已经彻底失败”,你为何还要盗用“海外民运”之名争夺经费资源?

如今王丹与曹长青、阮铭等人频频成为台独势力的座上宾,以“大陆民运人士”的身份到台北大放厥词,并“列席”民进党的“中常会”,却与海外民运渐行渐远,甚至彼此水火不容。随着台海两岸的军备竞赛和军事演习日益加剧,最近陈水扁当局又再次安排王丹、曹长青到台北活动,由王丹以“大陆民运人士”名义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林正义、台湾“经济研究院”院士吴荣义和研究员洪才隆、台湾“国际研究学会”副秘书长纪舜杰、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罗致政等人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由此可见,王丹只是被台独势力所利用的一颗棋子,充其量是走狗一条,而不再是那些推动中国民主的“民运人士”了----尽管他二十岁那年确曾在方励之、李淑贤夫妇的指导下一度参加过北京学潮,并蹲过监狱,难道就可以因此一本万利了吗?

王丹自称“独立知识分子”,而实际上,他既非“知识分子”,且毫无“独立”见解可言。在“六四”那批北京学生中,王丹是唯一靠着父母的关系,以“北大教工子弟”的特殊待遇,经“北大附中”评为“市优秀团干部”,而保送进入“北大”国际经济系,而才读了一学期便读不下去了,然后又走后门转到了历史系,混了几个月便卷入“六四”,接着遭判刑四年,实际上没有正而八经地读过什么书。奇怪的是,他到了美国之后,却由台湾当局出巨资把他送进哈佛大学,直接读“硕士”、“博士”,却同样不经考试,也几乎不在哈佛大学上课,而是四处参加由台湾资助或主办的各种会议以及“民运活动”,并定期在反华的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时事评论”,为台湾搞“主权公投”及反对“一国两制”造舆论。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口软,拿了人家的手短”,不劳而获的王丹何来“独立”的人格?更令人作呕的是,王丹还经常去台湾的男同性恋场所搞色情活动,直至被《TVBS周刊》曝光而成为丑闻。虽然王丹本人从未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但是他总是以“属于私人问题”为由刻意回避电台听众的质问,甚至诡辩说“对我的私生活说三道四”的人是“中共特务”,从这一点来看,他还缺乏起码的做人诚实品德。

既然王丹那么热衷于抛头露面搞政治,那么,社会公众就有权知道他的学历背景、收入状况以及私生活内幕。如果王丹感到这些问题都难于启齿,别人都议论不得,那么,他干脆就别玩政治,因为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会被人问及这些问题。除非实行专制----在专制国家里,只有那些被打倒的政治人物才会被抖出丑闻来。


陈破空
2004年9月17日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吴弘达无耻之极

吴弘达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一副十足的洋奴相 却要争当海外民运的霸主 试图垄断一切经费来源 因而与民运各派系水火不容


    民族败类吴弘达的丑恶表演

                 何孝先

  编者按:下面所刊载的,是一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对投靠美国的民族败类、反华走年吴弘达的丑恶表演,所作出的部分评价和反应。听一听生活在美国的具有起码爱国心的华人对这件事的种种议论,是颇能发人深思的。

  被美国官方封为“人权斗士”的吴弘达,到底是何许人也?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却被美国“不断夸奖”为“真正的美国英雄”,当做“患难归来的英雄”而“热烈欢迎”,这不就一针见血地说明了一切吗?何孝先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连“反华的中外政客“都”心里雪亮”:吴弘达所作的一切,并“不是出于个人的使命感,而是职务赋予的责任”。什么“职务”?对谁的“责任”?原来,远在美国的许多人都早已十分清楚,“他(吴弘达)为英美情报宣传机构工作,用心良苦,力求表现”。不仅如此,他去年偷偷摸摸从新疆溜进中国窃取情报,不仅是直接受美国情报机构指派,而且还是“和负责宣传方面的美国人士同行”。这不是把他的身份、背景和使命交代得清清楚楚了吗?说穿了,这个吴弘达不过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背叛祖国、卖国求荣的汉奸、卖国贼,一个死心塌地地效忠美国主子,受美国情报机构豢养、派遣的卑鄙可耻的美国特务而已。正因为如此,他厚颜无耻地“一再强调自己是美国公民,感到十分光荣和骄傲”,一再“要求美国‘惩罚’中国政府”,乞求美国政府“有强硬的政策,阻止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巨人’”,就一点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

  给吴弘达这样的汉奸、卖国贼以背叛自己的祖国的“权利”,以破坏、颠覆自己的祖国而不受惩罚的“权利”,这就是美国政府所维护的“人权”!

  去年10月18日晚吴弘达来敝校(威士康辛大学欧城校区)演讲,题目是《中国:奴工背后的真相》。能这么快便找来这位中国政府释放后返美不久、英文全名(Harry Wu)正被媒体炒得炙手可热的“人权斗士”,使不少同事和学生感到意外。听说有某位亲台的教授从中穿针引线。

  最近一位朋友来电话闲聊,提及他曾有幸亲聆过吴某的“崇论宏议”,于是在长途电话里细细将内容相告。我发现它与吴某在敝校的演说同出一辙,由这位“斗士”演唱出来,竟是一首厚颜的三曲,慷慨激昂处不让“正气歌”:

  一、中国政府“倒行逆施”:中国人民是毫无权利的“奴隶”。
  二、感谢美国政府及人民,并以拥有美国公民权自傲。
  三、大力推销他那本反华的著作,乘机狠捞一笔。

  像这种名利双收之举,他自然勇于为之,他又“有何忧哉”!

  连不断夸奖吴弘达为“真正的美国英雄”的听众,对他多次处心积虑地潜回中国,进行他所谓的“神圣任务”,也会有“何不殚烦”的疑问。但反华的中外政客心里雪亮——这不是出于个人的使命感,而是职务赋予的责任。他为英美情报宣传机构工作,用心良苦,力求表现;否则,最近一次去中国应从上海或深圳等地人境,不必从新疆偷渡,更不必和负责宣传方面的美国人士同行。可笑他们万没料到一个遥远而冷僻的人境小站居然也有电脑稽查。吴某一人境即被捕,没有机会获取更多用来控诉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资料二所以这次演讲缺乏新内容,放映的还是两盒有关劳改及器官移植的录影带。这固然由于在某些美国人心目中,吴某像位患难归来的英雄;但有一事实我们不能忽视——他诽谤中国的那些话美国人听来正中下怀。基于本身的利益,美国绝不愿见中国强大,时时刻刻想抓一条小辫子为难;中共对此应该有所警惕,不再轻易给外人以藉口。

  至于负面的影响,其严重性连吴某本人也始料未及,但他对自己的能耐无疑十分自满,处处宣扬一贯的论调,反对北京,要求美国“惩罚’中国政府。站不论美国是否有此权利及能力,单谈惩罚的对象是否合理。尤其是大陆留美学生,常被误认为来自统治阶层或由政府派遣出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政府,也就代表中国。他们会不情愿地被卷入政治论争中。听见自己的国家被误解、被批评,总不能不挺身说几句话。

  最恼人的情况是有些对亚洲一知半解的美国人,因受吴弘达的影响,以为自己也非常了解中国,见了东方人便大谈中国如何落后、中国人仍过着奴隶的生活,以及中国留美学生都是共产党员等等。以偏概全,自以为是。

  吴弘达放弃中国人的立场,一再强调自己是美国公民,感到十分光荣和骄傲。他告诉听众说,这次乘机返美时,机务人员要其他乘客慢一步,而请他一人先行下机。看到黄缎带及欢迎的人群,他充分感到做美国人的幸福及骄傲。言外之意是中国人可悲,若比起美国人来,最多只能算二等公民。美国的报章杂志也一直强调他拥有美国护照,竟然在中国被捕,非常不合理。似乎美国护照可以使他高人一等,即使按照中国法律,他确有窃取国家机密的罪嫌,但因是美国公民,所以也应当逍遥法外。这还是19世纪帝国主义侵华时的论调。

  演说时吴某一再提出,美国应有强硬的政府,阻止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巨人”。今天虽然禁止部分中国产品进口,克林顿总统对中国政府仍然过于迁就,把生意经看得太重。美国从未给过苏共最惠国待遇,为什么对中共如此厚爱?他这种偏激的态度我想连反华的香港总督及民运分子都不会赞同,因为最大的受害者会是中国和香港的老百姓。他更强调囚犯不该被迫劳动。其实罚令犯人劳动是四海皆准的原则,美国也不例外。人权组织应反对的不是劳改,而是任何冤狱。吴弘达摄制的录影带内容模棱两可,并未说明劳改的对象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如果是后者,则被罚劳动不为过分。工资低微也非不人道,而是限于国情,不该用美元为单位来计算,也不必和美国比。何况美国监狱中犯人的工资比一般人的工资也低很多。

  吴某承认他在法庭上认罪是说谎,多年来前后二十多次,理由是对骗子说谎乃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中共政权本身就是一个大骗局。奇怪的是他在法庭上说是俯首认罪,从不像一个有胆量、有骨气的“斗士”,可是一离境却立刻头角峥嵘了起来,变成英雄,侃侃而谈,似乎道理和正义全在他一边。虽然如此,他却避免解释官方文书所载是否属实——他以盗窃罪被判刑三年,刑满之后自愿留在农场劳动,并非十九年期间他一直是囚犯。

  讲词也有轻松的一面。他说去年夏天他被禁在武汉一所别墅中,囚室面积不大,却有两个沉默寡言、面目可憎的警卫。由于不耐小房间里的沉寂,他便主动和警卫攀谈,话题不少,如辛普森案,苏姗•史密斯,以及美国运动明星等,神态非常得意。听众不禁哈哈大笑。后来有个美国学生问他:法庭上的照片显示吴某神情沮丧,像一个极其可怜的囚徒。在狱中他是否真能如此轻松自在?真能的话,中国的监狱似乎便不如他描写的那么可怕……。

  谈起中国违反人权的详情,吴弘达乘势推销他前年出版的那本书——《昨夜风疏雨骤》(用李清照“如梦令”一词首句略改两字作为Bitter Wnd一书的中文译名,看似典雅,其实不伦不类。李词的意境与吴著的气氛大不相同,最惨不过“绿肥红瘦”而已,何况还有“海棠依旧”)。精装本二十二元九角五分,平装本十四元九角五分。讲演前销路便不差,也有人只是翻看一下,讲完后即刻有二三十人购买,并且排队请他亲笔签名。回答听众问题时有人曾问说这次坐牢对他有什么影响?他笑答一大影响是他的书更畅销,中共帮了他一个大忙。接着他说他虽以做美国人为荣,如有机会还想回中国:中国是故国,没有人有权阻止他再回去,继续人权方面的工作。这一点颇令人费解:他回中国的目的不是积极地参与国内的政治改革,而是窃取情报,向外邀功,提供英国广播公司(BBC)及美国机构所要的照片、录音带和录影带。这种用心比起海内外民运分子的行为来,显然又逊一筹了。

  绝大多数的美国听众没有到过中国,吴某的演讲就像“天方夜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中国听众却不大以为然。连台湾来的学生都有人批评吴某是“哈巴狗”、“挟洋自重”;香港的政论家如罗孚及岑逸飞等人也认为他老奸巨猾,目的全在利己,根本不值一听。但我认为外国势力仇视和贬损中国的心机值得海内外爱国的华人时时警惕。英美政府及其情报宣传机构习惯于将一切反华的言论都当成真话,将中国政府及人民的辩解却看成谎言。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华大阴谋,在现阶段表面上是以维护人权为藉口。这一所谓的“人权”机构会利用层出不穷的中国败类,例如刚捧过反华“英雄”,又抬出反华“英雄”——君不见“人权斗士”吴弘达的老调尚未弹完,在美国又出现了一个振振有词的张淑云,有计划地编造上海儿童福利院的病童照片?她被西方政府及传媒利用,将个人私怨及经济利益置于国家的荣誉之上。这一点连实地观察的美国记者也有些看出来了,但她的控诉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及机构所接受,向世界各处传送,就像笔者在起草本文时,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每周一期的“六十分钟”节目正在播放中国“虐杀”幼童的消息。

为了向台湾主子邀功请赏 薛伟上网出风头 不惜出卖国内民运人士 泄露密函害人

台湾间谍薛伟(左)竭力争夺对民运的控制权 是海外民运内斗不绝的祸根之一


薛伟为了向台湾主子表明,他对于大陆民运人士一直有密切的联系和控制能力,竟然在“海纳百川”网站上擅自公布北京民运人士徐永海私下发给他的秘密电子邮件,置徐于危险境地不顾。


作者: 王元泰
《北京之春》薛伟:您好,我是徐永海
2007-06-04 11:25:45 [点击:67]

《北京之春》薛伟:

您好,我是徐永海,出来已经十多天来,由于身体原因,见的朋友不多。两年多了,对大家很是想念。出来了要吃饭,要养家,没有在外边打工的经验,只好临时补习,求教。如何求教,向谁求教?只能先从朋友开始。这种事还是单独求教的好,如何单独地向朋友求教,想到了电子邮件。还巧,我的xuyonghai@hotmail.com还能用,但是2年了,很多朋友的地址变了。如有可能,望发来一些你知道的一些朋友的电邮地址,一切先由此开始。多谢,先使我有个好开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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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宪改正名
为了自己出风头,不惜出卖国内人.
2007-06-04 20:23:39 [点击:22]

国内人与你们台湾情报机关联络,后果会如何,你该清楚。

王元泰(Wang,Yuan Tai)这名字也是假的,根本无法查证 ---- 薛伟露出了马脚 强奸犯就是强奸犯!

在哪所中学当“俄语教师”? (校名及地址)
在四川哪个县市或乡村? (地名及地址)
“留学来美”是进了哪所学校? (校名及地址)
为何把坐牢十年的说法又回避了? (判决书及哪个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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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泰(Wang,Yuan Tai),笔名薛伟(Xue, Wei),四川人,中学俄语教员。1980年留学来美。1982年起负责《中国之春》发行工作。1983年当选“中国民联”总部委员,并任《探索》杂志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85年创立“中国大陆政治避难者协会”,任会长。同年当选为“中国民联”监察委员会主任,并连任3届。直至1991年,任“中国民联”总部办公室主任兼《中国之春》经理和编辑委员。1993年,《北京之春》在纽约复刊,任编委兼经理。1999年任国际汉藏协会发言人。2004年出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
http://www.haichuan.net/XHC/show.php?bbs=11&post=703304

四川强奸犯向达赖喇嘛提议:西藏独立“建国”

达赖(左)当面拒绝了台湾间谍薛伟(右)、陈破空(中)所提出的关于西藏独立“建国”的主张

台湾间谍怂恿达赖建立“宗教国”遭拒绝

许佳霖 

据可靠消息,数名台湾间谍日前在美国纽约会见了达赖喇嘛,自称代表所有“海外民运人士”向达赖递交《建议书》,主张“西藏成为象梵蒂冈一般的宗教国家”。观察家认为,这是台湾当局力图将“民运”与“藏独”、“台独”合流的又一举措,值得各界关注。9月 27日(星期二)中午,达赖喇嘛在美国藏独机构“U.S.Sino-Tibet Study Group”的安排下,在纽约上东城的Mark Hotel,秘密约见“海外民运人士”薛伟、陈破空、倪育贤、吕京华、魏泉宝、何永馀等人。会谈进行了约半小时,随后达赖于当天下午搭机飞往印度。

在这次会晤过程中,台湾“军情局”情报员薛伟和陈破空自称代表所有“海外民运人士”,要求达赖向北京提出几项谈判条件:西藏应享有“司法终审权”和“外交自主权”,让西藏成为“象梵蒂冈一般的宗教国家”,并与台湾建交,互设大使馆。陈破空还将细节写成一份“不能公开”的《建议书》,递交给达赖喇嘛。

不过,达赖喇嘛似乎对台湾情报人员的提议没有多大的兴趣,他通过中文翻译蒋扬告诉他们:由于西藏资源极其贫乏,六百万藏胞必须与大陆民众共同生活,才会对西藏有利。他指出,魁北克原先一直闹独立,后来经过理性思考,发现还是留在加拿大的“羽翼下”更好;同样,现在主张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未必得到多数藏民的支持。达赖还表示,虽然他设在印度的“流亡政府”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自由政府”,但是,如果将来有朝一日重回西藏,这个“流亡政府”不会对西藏实行“持续的统治”,而必须将权力交给自治区的新政府。

海外民运界闻悉此事非常气愤,认为台湾当局指使一些情报人员来代表所有“海外民运人士”支持“藏独”、“台独”、“蒙独”、“疆独”,其结果往往引起华人同胞对海外民运的误解和敌意,使海外民运的声誉蒙受损毁,让民运人士被人骂作“汉奸”、“败类”、“小丑”。据知情者透露,《北京之春》经理薛伟(曾用名“王元泰”)其实是一名犯有强奸罪的刑事犯,曾在四川判刑十年,原本与民运毫无关系,当地民运人士都从未听说过此人。他是被台湾“军情局”安插到“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和《北京之春》等“民运组织”中,专门收集有关民运活动情报,并刺探民运人士的生活隐私的。薛伟经常嫖妓,热衷于造谣诽谤和内斗,私下里还大量贪污秘密经费,为其姘妇张着在香港购置房产。陈破空(曾用名“陈劲松”),是台湾“军情局”的“二王专案”成员之一。此人品性卑劣,奸诈阴毒,投机钻营无孔不入,满脑子男盗女娼,热衷于编写黄色故事,逼老婆卖淫,还四处诽谤民运人士。而另一名与会者倪育贤,则是台湾国民党“海工会”雇用的情报员,曾盗窃民运组织的“六四”募捐箱,偷偷在纽约长岛买下豪宅。此人不久前刚因强奸、猥亵两名华裔少女被纽约警方拘捕,交付五千美元押金获“取保候审”,下月将面临法院审判,如果罪名成立,刑期可达九年。


(《环球视野》摘自网文)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5734

“49人黑名单”要告诉我们什么?

薛伟(右)曾因强奸罪在四川服刑十年 出国后使用各种化名 伪造个人历史 多次申请政治庇护都被驳回 后通过加入“民联” 请王炳章写证明文件 才获得批准


一份可疑名单暴露了可疑人物


一九九五年二月,纽约《北京之春》杂志曾发表署名“小山”的文章《中共限制入境的黑名单》。文章称,“《北京之春》透过朋友获得了一份中共当局限制入境的‘黑名单’”,而这份“黑名单”的正式名称为“49名境外重点控制反动组织人员情况一览表”(简称“49人黑名单”)。此后,几乎每隔一年半月的,或者每逢海外民运爆发内斗之际,总有人不厌其烦地反复对外提起那份“49人黑名单”,并且不断在互联网上张贴和扩散,似乎是向外界暗示:唯有“黑名单”上所提到的那四十九人才是真正的“反共人士”,而其他的海外民运人士,有些可能也属于“反共人士”,而有些则可能“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份“49人黑名单”给那四十九人打了“政治保票”。

前些日子《北京之春》又刊登了一篇由陈奎德采访《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的谈话内容,题为《北京新出炉的二百七十三人黑名单问题》。两人在谈话中强调,“最近根据可靠消息的渠道,得知过去在海外广为流传的中共限制入境的黑名单从四十九人,已经扩展为二百七十三名”,“而这次二百七十三人黑名单,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到具体的姓名”。这就是说,目前海外民运中算得上真正的“反共人士”已经不止原来的那四十九人,但是具体指谁仍是不确定的,而唯有那四十九人是必信无疑的。

但是,有没有人认真想过,“49人黑名单”的散布者或炮制者,有没有可能其真正的用意恰恰是为了掩护和隐蔽其中一名、两名(或者更多)真正的中共特务吗?殊不知竭力为某些人打“政治保票”、贴“政治标签”的做法,往往失之于欲盖弥彰的败笔,反而露了马脚。暂且不论那“49人黑名单”中的“反共人士”有好几位已经回国多次,有的已定居国内,有的获当局重用而跃居要职(如朱嘉明等),只要我们看一看那四十九人中到底有哪些人曾经对于海外民运的发展、声誉和团结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就不难发现问题所在。

还有不容忽略的一点,既然《北京之春》声称那份“49人黑名单”是由中共政府机关所编列和下达的,那么,名单中的人就不应当使用化名,否则边境检查部门就根本无法执行。打个比方,倘若公安部将冯素英女士的化名“羊子”(海外民运一向如此称呼她)列入“限制入境”的文件,那么,她护照等证件上的姓名“冯素英”就会让检查人员对不上号,而漏网放行。然而,“49人黑名单”偏偏在“93.4.13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名单 公境外(1993)971号”条文所指的对象薛伟却是化名,而非真名实姓,这难道不可笑吗?如此明显的漏洞这么多来却一直被蒙混过关,海外民运还怎么能与中共国家机器进行斗争和较量呢?

要揪出长期潜伏在民运组织内部的中共特务,看来还真的要请一些查案高手出来把关。徐水良先生不久前撰文指出,目前海外民运暴露出一个令人痛心的问题是“台湾出钱,养中共特务”。甘心当特务的小人,大多唯利是图,见钱眼开,过去看见台湾有钱便拼命巴结,如今中共阔了,便又暗中卖身投靠,将台湾情报卖给大陆。这些年来,北京的国安部截获了那么多有关台湾情报机关与海外民运人士合作的绝密文件,到底是谁泄露的呢,至今成迷。还是侦察经验丰富的台湾国安局薛石民局长警觉性高,他并未被那份“49人黑名单”所迷惑,而就把疑点放在名单中被打了“政治保票”的薛伟身上,一眼看出了破绽。我们不要以为那些整天高喊“台独万岁”或“打倒中共”的人就一定是“反共人士”,因为在海外无论喊什么样的口号其实都伤不了中共一根毫毛。口号越激进,表演越过火,非但涨不了民运的声势,反而还会让民运毁了自己的招牌,失去了群众。


(摘自《北京之春》95年2月号 总第21期)
http://www।bjzc.org/bjs/bc/21/05.htm
[ 附 ] 《中共限制入境的黑名单》


中共限制入境的黑名单

小 山

严家其 陈一谘 万润南 苏晓康 吾尔开希 柴 玲 梁擎暾 封丛德 王超华 张志清 张伯笠 李 禄 岳 武 张 钢 远志明 王润生 陈宣良 郑 义 吕京花 王炳章 胡 平 徐邦泰 韩联潮 曹长青 刘永川 刘宾雁 韩东方 熊 焱 赵品潞 程 凯 方励之 李淑娴 于大海 伍 凡 倪育贤 姚月谦 汤光中 郭罗基 吴宏达 沈 彤 王若望 冯素英 刘 青 薛 伟 陈 军 杨建利 赵海青 朱嘉明 许家屯

中共不准一些民运人士入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倪育贤、韩东方等人曾以身试“法”,闯入国门,结果遭到中共驱逐。那么,都有哪些人属于不准入境者呢?最近,《北京之春》透过朋友获得了一份中共当局限制入境者的“黑名单”。这份“黑名单”的正式名称为“49名境外重点控制反动组织人员情况一览表”。名单的内容包括:“序号”、“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证件种类及号码”、“证件期限”、“是否通缉”、“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相片”(是否有)、“处理办法”。这里,我们将名单的主要内容作一介绍。

名单上的四十九人依照“处理办法”被分为三类。对“第一类人员”的“处理办法”是:“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如发现该人入境,立即拘留,进行审查,依法处理”。这类人共有十九名,全部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后的被通缉者。他们是(序号为名单上所有):1、严家其,2、陈一谘,3、万润南,4、苏晓康,5、吾尔开希,6、柴玲,7、梁擎暾,8、封丛德,9、王超华,10、张志清,11、张伯笠,12、李禄,13、岳武,14、张钢,15、远志明,16、王润生,17、陈宣良,18、郑义,19、吕京花。

以上十九人的“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除吕京花外均是:“91.8.20我局发密电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发电(91)1041号 无控期”。吕京花的则是:“93.8.14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881号 1998.8.14前不准入境”。

对“第二类人员”的“处理办法”是:“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如发现该人入境,阻止入境,令其立即返回”。这类人共有十一名,他们是:1、王炳章,2、胡平,3、徐邦泰,4、韩联潮,5、曹长青,6、刘永川,7、刘宾雁,8、韩东方,9、熊焱,10、赵品潞,11、程凯。

这十一人中,前七人的“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是:“91.8.20我局发密电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发电(91)1041号 无控期”。韩东方、熊焱、赵品潞是这十一人中仅有的三名“六四”后被通缉者,他们的“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是:“93.7.19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778号 1998.7.19前不准入境。程凯的“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是:“93.6.21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642号 1996.6.21前不准入境”。

对“第三类人员”的“处理办法”是:“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如发现该人入境,视情况处理”。这类人共有十九名:1、方励之,2、李淑娴,3、于大海,4、伍凡,5、倪育贤,6、姚月谦,7、汤光中,8、郭罗基,9、吴宏达,10、沈彤,11、王若望,12、冯素英,13、刘青,14、薛伟,15、陈军,16、杨建利,17、赵海青,18、朱嘉明,19、许家屯。

他们当中,只有方励之、李淑娴为“六四”后被通缉者。前五人的“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是:“91.8.20我局发密电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发电(91)1041号 无控期”。姚月谦的是:“93.9.2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926号 1998.12.31前不准入境”。汤光中的是:“93.10.11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1033号 1998.12.31前不准入境”。郭罗基的是:“93.8.13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879号 1998.12.31前不准入境”。吴宏达的是:“91.10.18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外(1991)873号 1996.12.31前不准入境”。沈彤的是:“92.11.12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2)1202号 1995.11.2前不准入境”。王若望、冯素英的是:“93.3.8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246号 1998.3.8前不准入境”。刘青的是:“93.7.19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778号 1998.7.19前不准入境”。薛伟的是:“93.4.13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外(1993)971号 1998.9.27前不准入境”。陈军的是:“93.9.2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926号 1998.12.31前不准入境”。杨建利、赵海青、朱嘉明、许家屯的“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是:“目前未在控”。

根据初步资料,以上四十九人中,有五人(万润南、封丛德、岳武、王润生、陈宣良)现居法国,二人(韩东方、程凯)在香港,一人(姚月谦)在日本,一人(张志清)下落不明。黑名单上的其余四十人均在美国,他们的居住地为:纽约十六人、加州八人(吾尔开希、梁擎暾、王超华、徐邦泰、刘永川、伍凡、吴宏达、许家屯)、普林斯顿四人(陈一谘、苏晓康、郑义、刘宾雁)、波士顿四人(柴玲、沈彤、杨建利、朱嘉明)、华盛顿三人(张伯笠、韩联潮、赵海青)、亚利桑那二人(方励之、李淑娴)、其他地区三人(远志明、熊焱、汤光中)。

黑名单上除“六四”后遭通缉者二十四人外,有中国民联骨干成员前后共十二人(王炳章、胡平、徐邦泰、于大海、伍凡、倪育贤、姚月谦、汤光中、王若望、冯素英、薛伟、陈军),民阵骨干成员二人(杨建利、朱嘉明)。这些民联、民阵成员中,有的目前在民联阵中担任职务。《北京之春》的八名编辑顾问中,除余英时教授一人外,均列名于黑名单上。

需要说明的是,被中共限制入境的人,远远不止以上这四十九名。比如,中共使领馆曾要求一些曾参与民运活动的留学生写悔过书,作为回国的条件。又比如,诗人北岛并不在这份名单上,但不久前他入境时同样遭到中共刁难,并因拒绝接受公安人员的问讯而被拒绝入境。

刘青 ---- 一个猥琐小人物 受台宠幸 而成为海外民运的大财主

刘青(左) 是一个道德品行极为卑劣的台湾间谍 妒贤嫉能 被人比喻为“梁山王伦”


海外民运界震怒了!
方励之、刘宾雁、王丹呼吁罢免刘青


2005年伊始,流亡美国的大陆民运分子们又再度爆发一场内斗冲突: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郭罗基、王丹、张伟国、丛苏、黄默、郑心元等八人分别以“理事”或“荣誉理事”的身份,一致要求罢免一个叫作刘青的人的“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之职。《星岛日报》驻纽约记者以《方励之辞“中国人权”共同主席职位,不满账目》和《中国人权风波,方励之辞职,八理事要求罢免主席刘青》为标题,就这一事件连续发表了两篇报道。

● 恶性侵吞持续了十三年

总部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中国人权理事会”,每年都从美国及台湾的某些机构获得百万美元以上的秘密经费,用以配合美国国会抨击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以及资助那些反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异议人士及组织。然而,这些经费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却去向不明,疑遭人侵吞,而理事会主席刘青对此负有全责。方励之虽然也是理事会的“共同主席”,并且担任此职已达十几年,却对刘青的工资数目以及他擅自支取经费的情况毫无所知。直至2005年1月理事会召开年会,在方励之等人的谴责声中,刘青终于被迫承认他擅自每年给自己开出的工资竟然高达八万美元,而且,十三年来这笔年薪收入完全没有在美国报税。相比之下,许多早出晚归辛苦打工的海外民运分子目前仍生计无着,他们多年积蓄的血汗钱对于刘青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刘青的贪婪和自私令他们大为吃惊。

一位居住巴黎的民运分子撰文称“刘青家里养的狗比驴还大”,借以嘲讽刘家的奢侈花费。不过,对此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文中的“狗”暗指陈破空,而“驴”则好比方励之,狗仗人势的陈如今早已不把方教授放在眼里了。刘青经常光顾美国新泽西州的几家赌场彻夜豪赌,而理事会原本设立的“人道援助基金”是否也被他换成了桌上的筹码,则永成谜团。长期以来海外民运圈内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刘青管经费----对赌场最慷慨,对民运最刻薄”。在一月七日的会议上,理事们发现刘青所提供的中文账目和英文账目不相符合,竟有八万美元的出入差额。后来刘青虽然补交了他自行编列的“受款者名单”,但仍然缺少了四万美元!由于通常受款人和取款数目都是保密的,因此刘青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可以随意支取,无从核查。

刘青的弟媳储海蓝在北京留宿到访的民运分子张林时,床第之间曾说出实情:“他们给你三百、五百,而在那边的名单上却填着五千、一万。你出去后就明白了。反正跟着刘青不用愁钱。”尽管天机不可泄漏,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理事会向刘青发难迟早不可避免。这次方励之、刘宾雁、王丹等人要求罢免刘青的理由是:一,理事会章程规定主席任期为三年,而刘青却未经选举而连任了十三年,仍死赖着不走;二,刘青擅自将理事会的大笔经费秘密转移到由他自任“主席”的其它三个机构里,自挖墙角,严重侵害了理事会的利益。然而这一提案遭到刘青一派人的阻扰,没有机会当场表决。于是,众多的理事决定于一月八日集体不参加年会以示抗议。但刘却趁机宣布连任“主席”,并“精减”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理事。


● 刘青的背后还有黑手

近一年来“中国人权理事会”里对刘青的罢免之声此起彼伏。继“执行主席”萧强拂袖而去之后,王丹也于去年一月声明辞去理事之职,期间王渝等工作人员更接二连三地愤然出走,起因都是对刘青的不满。既然有这么多人反对刘青,但为什么仍赶不走刘呢?原因只有一个,刘青不仅仅是台湾政府控制大陆民运分子的工具,而且他的美国上司也暗地里参与了分赃,巧取豪夺巨额秘密经费。这次理事会的年会上便有一名美裔理事发言公然侮辱那些批评刘青的华裔理事,引起众人反弹。在支持刘青的人当中,有阮铭,此人因其激进的台独言论而受到陈水扁的赏识,在台湾被聘为“国策顾问”;有理事会驻香港办事处的主任Nicolas Becquelin,此人自称是研究新疆独立运动的学者,而实际上则是美方的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他们向台北或华盛顿提供的意见报告远比方励之、刘宾雁等更有份量。

一名理事指出,刘青没有按照年薪八万美元的收入数目在美国如实报税是违法的。刘青听后气急败坏地威胁他说:“当初我帮你在台湾‘救总’申请一次性补贴,你向美国报税了吗?要说逃税,大家都逃税!”据知,长期以来台湾政府通过一个叫作“中华民国反共救国总会”(简称“救总”)的机构给一些流亡美国的大陆民运分子发放生活津贴,而“救总”的这项工作在纽约地区是委托刘青来进行的,其目的是通过由刘青来控制一些民运分子,从而影响海外民运组织,为台湾效力。不过,这种控制手段有时候并不成功。刘青就曾多次用“你拿了人家的钱而不这样不那样,就对不起人家,就不道德”之类的话来训斥那些寻求独立的民运分子。然而他用上述那种“大家都逃税”的说法来进行威胁,这还是头一回,可谓大失常态。

事后另一名理事分析认为,在“中国人权理事会”里是不太可能以刘青逃税为理由来扳倒他的,这是因为有不少理事也是长年按月或者按季度接受来自台湾某些机构的秘密津贴。这位理事还透露,拿津贴的人没有一个把这种收入在美国报税的。他以还以讽刺的语气告诉记者:“你们是第一次听说吧?我可不是。给我们津贴的人知道我们不会在美国报税的时候把这笔收入算进去,他们会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保守秘密,这是为了我们自己。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故意让我们在美国犯了法,使我们害怕事情会被泄露,这样就控制了我们。”这位理事自叹“已经老了”,“干不了什么了”,希望以后年轻的民运人士不再走自己经历过的路。“等我死了你可以公开我的姓名,”最后他不无感慨地说,“我就是靠这样的津贴在这里生活,这算是最稳定的收入吧。”


● 抢一辈子“人血馒头”

刘青究竟是何许人也?在“中国人权理事会”里,确实聚集了一批闻名遐迩的民运分子及专家学者,如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郭罗基、王丹、于浩成等。然而,担任“主席”之职的刘青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没有什么才学的人。虽然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却连简单的英语问候对答也不会,有人甚至讽刺他“连26个英文字母都背不全”。这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十三年前这个面貌丑陋、内心阴暗的小人物初到美国时一文不值,身世卑微,直到他卖身投靠台湾情报机关之后,才得以在海外民运圈里出头露面。由于刘青曾经在魏京生案件中受到过牵连,被判了刑,这段凄惨的经历加上潦倒窘迫的处境当时引起了孙丽玲女士的同情。孙女士把他引荐给时任“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的傅新元,要求给刘青饭碗差事。傅是医学专家,他认为自己更应该把时间放在研究领域,不如索性把全薪的“主席”之位让给刘青,因为除了刘青之外,理事会里的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当然,傅并未料到,刘就职之后,偷偷给自己定的年薪竟然高达八万美元,而且一直向理事会隐瞒了十三年之久。

刘青曾假惺惺地向傅新元表示,如果以后国内有别的民运人士到美国来,他也会象傅先生一样,把“主席”之位让出来。傅听后深感欣慰,庆幸可以薪火相传了。其实刘青说出口的是一句反话,此后,他几乎把所有曾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团体的知名民运分子(如任畹町、马少华、杨周、鲍戈、徐文立、秦永敏等)或者在海外同样从事人权活动而引起西方关注的民运分子(如吴弘达、卢四清等)都视作眼中钉,因为这些人都比他更有资格来主持“中国人权理事会”,刘青担心他们可能会受邀进入理事会,所以不遗余力地对他们进行诽谤诋毁和刁难。而早先就已经成为理事的王丹来到美国之后,曾一度被理事会看作是日后取代刘青的最佳人选,然而刘青却以王丹搞同性恋有伤风化为由,逼迫王丹辞职。另一个可能取代刘青的人选是“执行主席”萧强,他颇具活动能力,获美国褒奖,自然也被刘青打发走了。

刘青保住既得利益的主要手段除了铲除异己,便是向台北的主子证明他仍有控制海外民运分子的能力。为此他施展特务手段,雇用陈破空、吕京花、唐柏桥、李林、魏泉宝、张林、成志良、陈立群、高平等人监视和离间其他民运分子,甚至分别向《华尔街日报》和《TVBS周刊》提供对魏京生、王丹不利的新闻素材来搞臭他们。此外,围剿王炳章,也是刘青与胡平、薛伟、林樵清、胡安宁、倪育贤、徐水良等人勾结的一大杰作。刘青所做的这一切,并非要跟谁争个是非曲直,而都是为了争夺经费资源,吃一辈子“六四人血馒头”。一位知名民运分子指出,“六四血案”以后,“中国人权理事会”设立“人道援助”的基金总额每年都达数十万美元,而实际被送到大陆政治犯及其家属手中的数额却不到其中的三十分之一,大部分都在美国被瓜分了,而刘青正是罪魁祸首。他说:“刘青跟万润南、徐邦泰、倪育贤、廖大文一样,是民运的贪污盗窃犯!”


李晓蓉
Jan.21, 2005

王丹的学历确实是假的 而为台独搞文宣则是真的

这是王丹张贴在台湾同性恋网站上的征友像片


大一留级生 跳级变“硕士”
王丹在美国的学历全是假的


“美国之音”电台在“六四”十四周年纪念日安排王丹同志与听众对话。有听众问王丹同志是如何上美国哈佛大学的,王丹一听就急了,慌忙把问题扯开,谈起自己当年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前言不搭后语。接着他又冒出一句,称自己并不稀罕上什么哈佛大学。

能上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名校,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荣耀,有什么不能正大光明承认的呢?何况王丹同志经常是以“哈佛博士生”头衔招摇过市的。问题其实很简单,王丹同志进入哈佛大学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他连托福都考不了三百分,进美国任何一所普通大学都是不可能的。台湾情报机关以“台湾校友会”向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捐款”的方式,为王丹承担了昂贵的学费,哈佛大学再将其中的一部分以“奖学金”名义赠予他。

九年来王丹同志在哈佛大学基本上没有上过什么课,也从不参加考试,主要精力都放在做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政治评论员、台湾《北京之春》社长、“天安门一代”基金会召集人,频繁地跑台北、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澳洲等地,参加与民运有关的各种会议,另外,几乎每个月要写七八篇抨击中国大陆、颂赞台湾及美国的评论文章,由“自由亚洲电台”、“多维新闻网”、《北京之春》、《大纪元时报》负责定期发表,然后再凑合成集子,在台湾发行《王丹观点》一书。除了上述政治活动之外,王丹同志还经常出入台湾及美国的同性恋酒吧寻欢,有时还写一些多愁善感的诗。

王丹同志虽是名义上的“哈佛博士生”,可是却不会阅读美国的学术书籍,更不会以英文写作,所以,他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的“研究课题”选的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攻读博士”的“研究课题”则选的是美丽岛事件和民进党对台湾社会的影响。他以中文“完成”的毕业论文其实由“台湾热心人士”代笔,反正哈佛大学也不会加以翻译和鉴定。

王丹同志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工子弟,在北京大学附中就读。中学快毕业时,王丹同志靠着父母的关系,被评上市级“优秀团干部”,然后报送上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才读了一年,就学不下去了。因学习成绩太差,差点被留级,于是又通过父母的关系,转到了历史系,不到数月,就爆发了“六四血案”。此后,王丹同志两度入狱,总共在狱中蹲了八年,最后谎称自己“罹患脑瘤”,呼吁国际捐款和营救。在美国向中国施压之下,一九九八年四月王丹同志获得“保外就医”,飞抵美国底特律一家医院“医治”。医院的检查结果是,王丹同志有轻微的咽喉炎,但绝对没有脑瘤,不必入院就诊。

总之,王丹同志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假学历是政治产物,同“文革”年代的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是一回事。

以下是王丹同志近年来发表过的部分评论文章及演讲的题目,供读者参考。水平如何?不敢恭维,跟大字报差不多。

● 王 丹: 民进党为什么会大胜
● 王 丹: 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
● 王 丹: 民进党已放弃台独
● 王 丹: 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
● 王 丹: 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
● 王 丹: “两国论”分析
● 王 丹: 评新一轮两岸紧张关系
● 王 丹: 施放善意而已,并非实质性政策改变----评中共对台立场
● 王 丹: 解决台湾问题“三通”不如人心通
● 王 丹: 台湾大选给中共带来的教训
● 王 丹: 美丽岛事件与台湾的民主运动
● 王 丹: 参加台湾总统就职典礼的感想
● 王 丹: 我为什么赴台参加陈水扁的就职典礼
● 王 丹: 台湾政治复杂,中共对策模糊
● 王 丹: 台湾经验给我的启示
● 王 丹: 台湾民主制度见闻
● 王 丹: 江泽民的台湾情结
● 王 丹: 南北韩高峰会谈对台海两岸问题的启示
● 王 丹: 反批美国人权状况实为黔驴技穷之表现
● 王 丹: 对北京学生抗议北约的三点意见
● 王 丹: 幸灾乐祸无异于恐怖主义心态
● 王 丹: 三年来未交一个大陆朋友
● 王 丹: 钱钟书不是知识分子
● 王 丹: 港府无耻
● 王 丹: 海外民运已经失败
● 王 丹: 台湾大选断想
● 王 丹: 李远哲的启示----如何看独立知识分子李远哲在台湾选战中挺扁的影响
● 王 丹: 从国民党在台湾政治转型中的作用看台湾经验在大陆的前景
● 王 丹: 如果美国出兵伊拉克
● 王 丹: 反战不应被当作时尚----评美国解放伊拉克
● 王 丹: 专制导致一夜间垮台----评美国解放伊拉克
● 王 丹: 一场天使与魔鬼结合的战争----评美国解放伊拉克
● 王 丹: 亲美情结与高调反美的矛盾
● 王 丹: 中国仍在隐瞒SARS疫情
● 王 丹: “废统”只有李肇星不高兴


王丹要搞民主就应该自食其力

(江苏)马悲鸣

近见台湾传媒公布了“据称”得自大陆国安部获得的台湾军情系统利用和防范大陆海外民运的情报,其中提到王丹有「文宣」作用,结果遭到王丹和王军涛的「十点」抗议。王丹要大陆国安部拿出自己签名给台湾民进党工作的证据来。

我想王丹的抗议否认是徒然的。现在凡思维正常的人,无人不相信王丹在海外的举动,正是在给台湾民进党陈水扁政府帮忙的「文宣」工作。

大约三年前,王丹声明获得了十六万美元的全额奖学金继续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我当时就感到可疑。因为王丹不是个念书的人,或者说是在上中学时每天早晨四点起床攻读马克思原著而把思维逻辑读歪了的人。这种人连北大国政系的大一都读不下来,到了哈佛怎么能读好硕士学位?不但他整天忙于四处作秀,根本没时间读书,而且他的硕士论文居然是什么《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等蒙事的东西。

我料他的成绩单肯定又和北大时一样,哈佛会让他走人。不料却传出他居然获得了每年三万二的全额博士奖学金。

凡有在美国念过书经历的人都不难看出,这是一笔政治奖学金。而哈佛这种讲究平等竞争的学府是不会发放这种奖学金的。从王丹频繁出入台湾,出席陈水扁就职大典的行为看,这笔钱十有八九出自台湾方面。

国民党当政时,民进党就曾公开指责国民党军情局资助大陆的海外民运是拿台湾纳税人的钱资助外省人。民进党当政自然也要避这方面的嫌疑。而唯独军情局的钱可以保密为由避免公开。当然军情局还不至于傻到直接拨款到王丹的帐户。这肯定是以某个人名义出面,把捐款拨到哈佛大学,指定专款用于资助王丹五年的奖学金。

哈佛当然是长虫过后剥把皮。王丹获得十六万美元的全额讲学金,肯定是台湾方面支付了大约二十万美元给哈佛。

我当时要王丹亮出他的硕士学位成绩单来,让所有在美国大学念过学位的人见识见识,象他这样的成绩单,是否有任何可能公平竞争到五年全额资助? 结果王丹回答,他念博士学位和获得奖学金完全符合哈佛手续。

台湾方面把钱打给哈佛指定资助王丹也符合哈佛手续。没人问他是否不合哈佛手续,而是让他亮出成绩单,以证明自己是在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

王丹在北大国政系读大一时念不下去,便到他父母所在的历史系重读大一。我让他拿出在国政系的成绩单来,以证明他不是因为念不下去了才蹲班转系。
结果王丹回答说,他转系留一级符合北大的管理规定。

王丹偷换概念是一贯的!

蹲班不但符合北大的管理规定,而且符合任何一所大学的管理规定。人家问他是否放着书不念,成天跑出去醉心搞运动是因为成绩太差,念不下去了,让他拿出成绩单来证明。他根本就不敢。现在他居然让中国政府拿出他签字画押的给台独势力效劳的证据来。

国安部拿出王丹的签字画押事关国体,王丹拿出他大学和硕士的成绩单不过是个人小事。王丹连个证明自己是个有学习能力的学生,不是在靠作政治秀以获得政治资助的他自诩的那种所谓“独立知识分子”都不肯,如何还能要求中国政府出示王丹的签字画押笔迹呢?

王丹和台湾方面也不至于傻到留下字据的程度。

在「六四」十二周年之际,王丹在《大家论坛》回答网友质问。其中有个人直截了当地问王丹是否从台湾拿了钱。

王丹按他一贯的闪烁其词,不作正面回答,只说自己在台湾某个民营报纸发表过文章,收取过稿费。那位网友的问题是明摆着问王丹是否拿了台湾官方的活动经费,而王丹却顾左右而言他,以个人稿费来回答。

王丹如果拿了台独势力的钱而象他自己否认的那样没给台独作文宣工作,那是王丹无私德。花了人家的钱,就得给人家消灾,这是天经地义的商业道德。若王丹给台独做了「文宣工作」,那是无公德。身为大陆人的王丹,鼎力支持台湾从中国独立出去,不是卖国是什么?

其实王丹已经给台湾干了不少文宣工作了。在他刚获得全额奖学金时,便发表文章替陈水扁的台独遮掩,硬说民进党政府已经放弃了台独。

如今谁还怀疑陈水扁的台独倾向?只有拿了台湾方面钱的王丹才能如此颠倒黑白地替民进党遮掩。

另外王丹出任《北京之春》社长一事也颇为可疑。不管以资历论,还是以才能论,王丹都只不过是胡平的子侄辈。他怎么可能忽然荣任了堂堂海外民运第一刊物《北京之春》的社长之职呢?

《北京之春》早在《中国之春》时代就已经公开宣布了自己的资助来自台湾国民党方面。这也是民进党在野时质疑国民党拿台湾纳税人的钱资助外省人的原因。

《北京之春》是亲国民党的,自然在民进党上台后不该有好果子吃。但从他们没有关张看,大概是“改换门庭,从新作人”了。但民进党方面终是不会对这个前国军遗属的外省人组织放心。

可王丹是亲民进党的!他不但出席了陈水扁的就职大典,而且还非常可能从台湾方面获得了巨额资助。我估计(没证据),王丹出任《北京之春》社长有可能(!)是台湾民进党政府方面提出的要求∶要么让我们的人王丹出任社长,要么断你们的粮道。《北京之春》还能不接受吗?

王丹要想洗刷自己,应该做如下这些事:

第一,出示大学成绩单,以证明自己是有学习能力的学生,而不是因为学不下去了才蹲班到父母所在的历史系。 第二,出示硕士学位的成绩单,以证明博士研究生的全额奖学金来自公平竞争,而非政治资助。 第三,如果不能证明博士学位的资助来自公平竞争,则讲明这笔资助的原始出处。 第四,证明自己出任《北京之春》社长与台湾方面的资助无关。

如果这些都证明不出来,那么传媒报出来的王丹在给陈水扁的台独政策效力就不是空穴来风。

方励之是妓女 李洁明是嫖客


“民主斗士”方励之 在戒严部队进京前就躲进美国使馆寻求庇护 还要求美国制裁中国


方励之、李洁明交恶记

                 马鸣

  1990年美国的一位学者,针对东欧剧变后的前东欧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在新政权下的境遇,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抱怨和感叹:“如果一个人曾经是持不同政见者,那一辈子都是不同政见者了。”当时,笔者曾在一篇短文中介绍和评论过这个耐人寻味的论断。

  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当时我曾试图回答:“‘持不同政见者’推翻了要推翻的对象,与现政权不就成了‘相同政见者’了吗?何以又注定‘一辈子是持不同政见者’呢?”我只能这样来解释:他们的“政见”,本来就不是独立“政见”,只不过是把西方“政见”全盘“趸”来,用西方社会模式和价值标准“全盘”改造自己的国家而已。由于他们看外国眼色行事,唯外国意旨是从,为外国利益服务,他们头上就有了十分显眼的外国“徽记”。对有点民族尊严的国家而言,这“徽记”总是犯忌的,很难吃“香”的。一个哪怕是表面上标榜独立形象的国家,也很难公开容纳他们或明目张胆地奉他们为“英雄”,这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这不能不说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一种“事与愿违”的悲剧。

  这只是“持不同政见者”作为外国代理人,在自己国家所注定的并不美妙的命运。可是那些逃离自己的祖国,直接投进外国怀抱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变成外国的直接工具正式获得被庇护、豢养的奴才地位之后,其命运是不是就会美妙一些呢?

  其实并不,也不可能如此。

  道理很简单。“持不同政见者”从国内转到外国,当然是其地位、身份、价值、作用的重大变化。可是,在任何意义上却都不意味着其身价、地位的提高,相反却是这种身份、地位的一种明显的贬值。正如一个待价而沽的妓女,在嫖客未完全把她买到手之前,她是嫖客争取弄到手的对象,自身还有着讨价还价的余地,掌握一定限度的主动权。嫖客为了把她弄到手有时还不惜出高价,海誓山盟,苦苦追求。可是,一旦交易完成,嫖客就拥有了对这妓女的绝对玩弄权和支配权。既已卖身,吃着人家,靠着人家,也就剩下看人家眼色,受人支配、使用、玩弄、发落的份了。

  不幸的是,“持不同政见者”从国内转到国外,同时也是自身实际作用的大大削弱,一落千丈。像方励之、刘宾雁这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能够被一些外国势力看中,不仅在于他们甘于为外国势力效劳,还在于他们是中国的“著名作家”、“著名学者”,有些人曾是××领导人的“智囊”,××要害部门的知情人、主持人或掌握宣传媒体的负责人,有的人还曾拥有“政协委员”、“作协副主席”、“科协副主席”等等的社会头衔。他们不正是因为原来有着这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而被选中和倚重的吗?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也就失掉了这种社会地位,失去了国内的讲坛,割断了原有的社会联系,其实际的“使用价值”,也就不免打了极大的折扣,而转变为单纯寄人篱下的门客以至奴才了。

  事物的辩证法本来就是如此。可是这却是那些把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接纳到自己国内的外国势力所始料未及的。现在他们已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其结果不仅导致这些人实际价值的下降,而且还常常惹出种种麻烦,演出种种笑柄、闹剧,甚至转化为碍手碍脚的包袱和累赘。现在美国又打发“持不同政见者”返回中国大陆,就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新动向。然而这些人即使“打回大陆”,也不可能发挥原来那样的作用了。于是他们更多地着力于在中国大陆内部打主意,也就毫不奇怪了。

  对这一点更缺少自知之明的,是“持不同政见者”们自己。他们能得以受到外国人倚重、赏识,又得以登上梦寐以求的外国“乐土”,于是就往往有一种“宾”至如“归”,落“叶”归“根”,乐不思蜀,受宠若惊,身价百倍的“良好”感觉。人家大搞反华,偶而要他们出来装装门面,造点声势,打打小旗,骂骂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在媒体上时而露露面,便自己以为已“平起平坐”、“登堂入室”,至少也跻身于“智囊”、“高参”、“谋士”的行列。于是就飘飘然起来。也就难免“得意忘形”,产生错觉,忘记了自己寄人篱下的门客、甚至奴才的真实身份,闹出摆错“位置”,看错“眼色”,表错了“情”的“不合体统”、“不识时务”的蠢事来。

  从最近一些日子美国媒体传出来的方励之和李洁明之间的那场“争论”中,就不难闻出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有点“失宠”,遭到厌烦的气味来。

  正当美国在关于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这个敏感、微妙问题上进退失措、举棋未定、争论不休的当口,被称为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方励之,也耐不得寂寞,急不可待地要插上一嘴了。9月6日,他和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前全美“学自联”主席赵海清,在美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纽约时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取消国营企业产品享受的低关税待遇”。文章还忘乎所以、出言不逊,以咄咄逼人的口吻告诫、指责美国政府:“如果克林顿总统屈服于中国政府和美国商界的压力,那么就等于向中国的强硬派践踏入权的行为开了绿灯。在今后几年里,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更加糟糕。如果不是过去几年来每年都重新考虑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那么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表现肯定会更加恶劣。”

  显然,方励之并非在对美国总统和政府发表“不同政见”。他不想,也不敢这样做。尽管言辞激烈、尖锐,不无“上纲上线”,指责“施压”之嫌,可是他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为美国说话的“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何况,如果文章不是明明白白地署着方励之的赫赫之名,有谁相信它不是出自洋人而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笔下呢?

  可是这调门很高、气势汹汹的“瞎起劲”,却似乎并未得到美国决策圈内人的嘉许和赏识。相反却被认为是“足以使美国最终失去在中国的影响”的“馊点子”。

  明确站出来反驳、教训方励之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美国外交圈内的重要人物,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人们不会忘记,正是他,在1989年初,先是把方励之列为布什访华宴会的“贵宾”,后又把方藏到美国使馆保护起来,最后又把方装入美国军用飞机运入美国。李洁明又是北京风波中代表美国官方的现场指挥者之一。既是美国外交圈内重要人物,又是有“恩”于方励之的李洁明,出面用尖刻的语言针锋相对地反驳、教训方励之,其份量,其含义,恐怕都是非同小可的吧!

  李洁明在《华盛顿时报》发表的反驳文章除了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方励之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观点之外,更突出地是表达了对呆在美国的某些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强烈反感和不满。他明确地把呆在国内和呆在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表现加以对比。他说,根据他们的调查,大多数呆在中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已经不再强烈要求美国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很多人认为方励之和其他一些在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出国以后,就不顾国内的人民的生活了。他们对此很反感”。

  这也就是主子对奴才的“不满”和“反感”。说这是因为奴才们“不顾国内人民的生活”,那是虚伪。从李洁明的反驳中,并不难看出这不满和反感的真实原因。

  其一曰:“方励之不应该试图使美国的政策符合他的目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吗?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值多少钱?你们不是优先考虑符合“美国的政策”,而是试图借“美国的政策”来改善自身的处境,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其二日:“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应该更多地直接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美国政府应该在后面支持他们。但是不应该给他们打先锋。”这意思就更清楚了。养活着你们,是要你们“直接和中国打交道”,也就是要你们自己上阵和中国政府对着干的。你们不这样做,却呆在美国国上上坐而论道,喋喋不休,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力图把美国推到第一线为你们“打先锋”,而且不体谅决策者的困境和苦衷,多方指责和“施压”,这更是主仆不分、摆错了位置了。

  其三曰:“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压力,不应只来自美国,这种压力是多边的。美国应该特别支持香港和台湾的民主力量。这种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比任何外来的所谓最后通牒和威胁都更有效。”这段话那就更是“话中有话”,令人回味无穷的了。它不仅表明了对这些躲在美国养尊处优、“光说不练”的奴才的失望和不满,而且还明确暗示,美国统治集团已下定决心把重点转移到更多直接依赖“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这是不是意味着方励之这些呆在美国的“不同政见者”因“不识相”而受到某种“冷遇”呢?使“不同政见者”,继续呆在国内站住脚,保持其原有地位和联系,利用合法讲坛发言,不是更有效、更划算吗?

  唉!说来说去,这“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并不易扮演,即使想当个“够格的”奴才,又谈何容易!方励之兴冲冲地交了一份“试眷’,实际上却被判了一个‘不及格”,落了一个使人家厌烦的尴尬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