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春”经理薛伟(右二)是台湾间谍站的负责人 严密监控海外民运人士 陈尔晋(左二)吕京花(左一)孙维邦(右一)都不敢得罪他
关于“政治间谍”一词的来源与看法
日前本党成员吕爱武先生在讨论高瞻案中首次使用了“政治间谍”一词，引起多方议论，党内和党外不少朋友通过电子邮件、论坛张贴和电话，希望正义党对“政治间谍”这个概念作进一步说明。吕爱武先生在文章中所使用的“政治间谍”一词，是我首先提出的，因此这个问题由我来说明。
“政治间谍”这个词，目前没有法律含义。我第一次想到“政治间谍”这个词，是在1997年，当时有一位民运人士，他在海外某民运杂志领取津贴，其工作与该杂志的编务无关，也与投稿无关，其工作是利用其方便，了解《自由亚洲电台》的工作人员的政治观点、人际关系，并且定期写成书面报告交给该民运杂志的有关负责人。我相信，这不是该民运杂志本身的行为，而是资助该民运杂志背后台湾政府情报部门的行为，而《自由亚洲电台》是美国政府资助的在美国本土的非盈利机构，因此，我认为从美国的立场来看，这是一种外国政府在美国的情报工作。由于这种情报工作不是公开的，而是秘密的，因此我认为这就是间谍工作。由于这种间谍工作的目的与军事、外交、商业或者破坏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其政治目的是很明显的，因此在议论这种行为的时候，我用到了“政治间谍”这个词。
根据我的记忆，我第二次使用“政治间谍”这个词，是在1999年月，也就是“王希哲闹国会事件”之后。事件发生之后，王希哲在民运中受到指责，我说：“这不是什么王希哲闹国会事件，这是一起‘政治间谍’事件。”我当时还试图从美国的角度给“政治间谍”下一个定义，我说：“政治间谍的意思就是通过政治手段，向美国政府提供不真实的消息，试图影响美国政府在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对外政策。”之后我想到过其他一些描述，比如：“在外国政府的主导之下，有组织地进行政治运作、组织运作和舆论操纵，企图让虚假的消息成为美国政府决策的基础，目的是他美国政府的相关决策偏离事实，等等。”我当时所指的“外国政府”，既指中共政府，也指台湾政府。
除了上面例子中某海外民运杂志的行为，我认为是“政治间谍”行为之外，我认为1999年初“中国人权”主导下在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前关于中国民主党组党和中共镇压情况的听证会排斥王炳章和王希哲，也是“政治间谍”行为，这几天我们有人指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美国政府机构对中国人权、民运团体的资助遭受到“政治间谍”的控制、消耗，我认为，这无论是中共背后主导的“消耗”，还是其他“外国政府”背后主导的“控制”以为其政治与外交利益服务，都属于“政治间谍”行为。
总的来说，我认为“政治间谍”一词，从美国的立场来说，应该用于那些由外国政府背后秘密主导，试图让美国政府作出偏离事实的政治和外交决策的行为和个人，在美国的“政治间谍”行为，显然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损害的行为。这里的问题是让美国政府作出偏离事实的政治和外交决策，这样的做法就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与一些“人权、民运活动家”在言论与行为上多么“反共”没有直接关系。
中国民主正义党 石磊
2003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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